儿时的生活，是正经的闲。漫溯岁月涟漪，追忆往昔，童稚时期的我将日子过成了诗。我不关心今晚吃什么，我的事业是看云光风日，赏造化自然。不会存在距离感，在相亲邻里间来往着，享受人世间烟火气息。
　　清晨起床后，踱步到东边的菜园里，什么都不用做，看一滴露水的滴落都能震颤我的心房。一缕微风拂过，梧桐树上被吹落的枯叶，就是今天我要送给外公的礼物。慈蔼的外公会珍而重之地收下小外孙女的心意，把落叶夹放在半个世纪前的书中，心满意足地合上书页，仿佛安置好了整个宝藏。那书页的封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外公的名字。
　　屋前檐下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喜欢到长大以后，听到这四个字都有种莫名的欢喜，大概因为外公经常在此陪我玩耍吧。每当我抬头看外公时，老家正屋里坐北朝南的正墙上，挂着的那两幅画像就会落入视线里。那两副画像在母亲的童年里就存在了，直到后来和母亲回忆起曾养育了我们两代人的院落，母亲总会和我提起她年少时的困惑：她端着在不富足年代里家家户户常吃的食物——玉米粥，看着墙上的大胡子洋人，总是担心他们喝玉米粥时，长长又卷卷的胡子上沾染了玉米渣该怎么办才好。
　　旁人家正屋墙上挂的都是些年画。三舅公家挂的是老寿仙，姨姥家挂的是财神爷，屋后小媳妇儿家挂的是个大娃娃多子多福图。但我们家是那么与众不同——挂的是两个大胡子洋人。配上正屋里纯中式的八仙桌和太师椅，看久了，倒是有说不出的协调。
　　其实我们家还有很多的不同。比如外公还有自己的一间储物室，在那储物室里放的不是家务工具，也不是粮食，是一麻袋一麻袋的书。每到淫雨霏霏的时节，外公总要进去转转看看，到了大太阳天里又一本本拿出来晾晒。我曾看过那些书，纸张泛黄，油墨粗糙，书上的笔记倒是方正工整得很，就像外公的为人。翻到书的最后一页，粗粗浅浅可看到——1960年印刷（第一版）。
　　外公最喜欢给我讲故事，我听不懂那些故事，眼睛紧紧盯住外公手里的花生，他剥一颗，我吃两粒。小短腿在太师椅上来回摆动，配合着外公沓沓而有韵律的语音节奏，合着口中嘎吱嘎吱的花生碎裂声，摇摇晃晃又是一下午。光阴就在故事里拉长了，变慢了，头顶的大胡子无声见证了人世间的长情。时过境迁后我回想起那些故事，脑海里都是“马恩列斯毛”的声音和花生的香气。
　　后来，在我考上大学中文系那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在领奖台上的发言题目是《讲故事的人》，里面讲到让他成为讲故事的人（作家）的最初原因——他在集市上听说书人说书后，晚上回到家给母亲重复白天听到的故事，甚至会迎合母亲的喜好修改故事情节内容和结局。听到这个演讲，我泪流满面。因为外公的故事，那时候的我不懂。
　　我从没听懂过外公的故事，这件事让我以后每每回想起都很难过。简单的“马恩列斯毛”也只是抽象的记忆，要说懂，那也是十余年后的事情了。可惜，外公没有能等到小外孙女儿懂的那一天。
　　再后来，外公的儿子们有去了国防大学的，有去了工业大学的，他的孙子们有学理工的，也有移民出国的。哪怕他亲手养育大的小外孙女，也没能承载他垂垂老去的梦想。没有人登上外公的渡船，但外公成为了大家心中的灯塔。
　　一程山水终有尽。多年后，老家大院都没人了。
　　城里的外婆让外孙女儿回去拿老首饰。故乡仿佛是梦中千帆过境后的白云苍狗，梧桐还在，野草遍地。悠悠往事，历历在目。正屋门锁一开，记忆与光同尘迎面而来，太师椅上仿佛还有小丫丫晃着，满屋又生花生香。墙上的大胡子永远那么年轻，虽然油墨风化得快看不清样子了。
　　我快步跑到那个满是老书的储藏间，翻出了妈妈曾用过的字典，又翻出舅舅学过的兵书，甚至翻出了外公珍视若宝的《共产党章程》，这都不是我想要的。直到找到那本夹着梧桐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时，我欣喜若狂，仿佛听懂了外公在一个又一个阳光正好的下午，剥着花生给我讲过的故事。我翻到书的最后一页，斑驳的油墨依稀能看清“1960年印刷（第一版）”。
　　（作者单位：市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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