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贯彻华东局的指示部署抽调干部南下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并取得了重大胜利。9月，华东野战军首先发动了济南战役，攻克济南，全歼守敌11万人，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
为了更快地夺取全国的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8年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是讨论了为夺取全国政权准备所需要的干部的问题。会议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缺乏这项准备，就势必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使党的工作处于被动地位。”会议决定，在解放战争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5.3万名下级干部、中级干部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千万至1万万人口的解放区。其中要求华东地区抽调1.5万人，并须于1949年3月集中待命出发。
为贯彻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决议，中共华东中央局于1948年初冬在临朐县与益都县交界处的闵家庄召开了有各战略区领导参加的会议，主要内容是部署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工作，和研究大军渡江以后华东局及所属各区党委的组织安排问题。华东局于12月25日作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指出：因目前华中的干部特别缺乏。1.5万名南下干部的名额完全由山东来负责。这项《指示》还就抽调1.5万名干部的任务做了具体分配，其中要求渤海区抽调1套区党委级、5套地委级、41套县区委级领导班子的“架子”，共计抽调3456人。后来，各地实际南下干部的数目均超过指示中规定的数目，各级领导班子的“架子”数目也有较大变化。
渤海四地委书记彭瑞林代表渤海区参加了这次会议。渤海区党委根据这次会议的要求，认真研究了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问题，认为党中央的这一决策是争取全国早日解放、建立新中国的重要步骤，具有重大的意义。渤海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上级党委的领导和由外地调入渤海区工作的老红军、老党员的帮助教育下，培养了大批干部，各级党政军群组织机构健全，有能力抽调干部支援新区。渤海区党委党校自1948年4月即开始着手轮训县区主要领导干部，培训班每期150人，时间为4个月，培养了大批领导干部。10月，区党委发出《关于县学问题给各地委、县委的指示信》，指出：县学（即党训班）是培养乡村干部的短期训练班。要求在县学中以时事教育、党的基础知识等为主要教育内容，使学员初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正确的工作方法。各级县学培养了一批干部，为此后抽调大批干部南下到新解放区工作奠定了基础。另外，渤海区作为老解放区，也应该积极抽调自己优秀的干部，随军南下，解放全中国人民。经研究决定和华东局批准，抽调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刘格平、区党委宣传部部长陈放、渤海区行政公署副主任李文、渤海军区副政委周贯五、四地委书记彭瑞林等五人为南下区党委委员，区党委城工部副部长冯乐进为南下区党委秘书长。按照序列，渤海区南下区党委对外称“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周贯五任支队长，刘格平任政委。
渤海区南下干部一大队组成
为摸索经验，渤海区党委决定将抽调南下干部的工作分段进行。首先责令一地委（军分区、专署）抽调干部组成渤海三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部”为地委级领导机关的架子，由地委、专署、军分区抽调领导干部组成），并任命张华墀任大队长，燕明任大队政委兼大队党委书记，周化南任大队党委副书记。
一地委（军分区、专署）指示所属各县，抽调干部，按建制县为单位组成了7个中队（“中队部”为县委级领导机关的架子，由县委、县政府及各部门抽调领导同志组成），共730多人，于1948年12月23日集中到渤海区党委机关驻地阳信县何家坊附近的道门王村进行了学习整训。至翌年1月，第一大队移驻益都县境内，由兄弟战略区抽调的南下干部组成中共华东中央局党校（张鼎丞任校长，温阳春任副校长），渤海三支队第一大队为该校第三部。在此前后，渤海区行署各部门管瑞才、张应举、王亦山、杨三友等亦带领部分行署机关的南下干部前来党校三部参加学习。华东局党校组织南下干部集中进行学习，主要文件有新华社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及有关城市政策的文件等。
1949年2月8日，中共中央电令“华东局华东军区机构立即移至徐州，同总前委和第三野战军前委一同工作，集中精力布置南进”。华东局电令华东局党校南移临城（今薛城），并要求党校在此接受各战略区正在南下的15000名干部，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2月19日，渤海南下干部三支队一大队随华东局党校移至临城以南的沙沟镇一带。
渤海区抽调干部南下的工作全面展开
1949年1月1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向中外宣告，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解放军将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结束蒋介石22年来的法西斯统治。
面临全国即将解放，中共中央决定抓紧从老解放区抽调5.3万名干部随军渡江南下，准备接受并管理新解放区的工作。
1949年春节前后，渤海区抽调第二批（一大队为第一批）随军南下干部的工作以更大的规模展开。渤海区党委决定下属的二、三、四地委（军分区、专署）分别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的第二、第三、第四大队。任命刘季青任二大队大队长，李代耕任大队政委兼大队党委书记，肖平任军分区司令员；刘博泉任三大队大队长，王乐三任大队政委兼大队党委书记，冯仁恩任军分区司令员；傅光汉任四大队大队长，彭瑞林任大队政委兼大队党委书记，王文长任副书记，李铁峰任副大队长，杨信任军分区司令员。
渤海区党委要求各县、区的党、政、军、群领导机关都要配备两套领导班子，一套留下坚持当地工作，一套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区党委还就南下干部的调动、组织、南下日期、南下注意事项等通告各地委，要求各地委认真做好抽调南下干部的宣传动员和具体组织工作，对各级领导班子作好通盘安排。
根据渤海区党委的指示，各地、县委连续召开县、区干部会议，开展全面政治动员；组织县、区所有脱产干部进行形势教育，特别是认真学习和热烈讨论了新华社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提高了认识，鼓舞了信心，开阔了眼界，对动员干部南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各级党委还提出了“走者愉快，留者安心”的口号，教育干部正确认识随军南下和坚持当地工作都是革命的需要。广大干部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纷纷表示党指向哪里就到哪里，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到新解放区去，夺取全国解放的最后胜利。
经过学习动员，广大干部踊跃报名，表示要以随军南下的实际行动，将革命进行到底。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根据每个干部的工作、身体等具体情况进行研究审批，内定了各地、县、区南下干部的初步名单。
初步名单公布后，被批准南下的干部喜出望外，奔走相告，感到十分光荣；未被批准南下的干部，则心急如焚，缠着县、区领导不放，要求批准随军南下——这些举动完全出于革命的责任感，充分证明了渤海老解放区的广大干部具有高度的思想政治觉悟。
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消息传出后，在一些干部家属的思想上也引起了一定的波动。各县、区领导机关决定趁春节之际，放假让干部回家作家属的思想工作，使绝大多数家属愉快地支持自己的亲人随军南下。各级政府也决定南下干部的家属均享受军属待遇。
1949年2月中旬到3月上旬，全渤海区抽调南下的干部以县为单位分别到各自的地委机关驻地集中。二地委（二大队）各县干部在临邑县集中，三地委（三大队）各县干部在桓台县索镇集中，四地委（四大队）各县干部在阳信县何家坊集中。
在各集中地，渤海区党委及各地委的负责同志对南下干部作进一步动员。在何家坊，渤海区党委书记张晔、副书记王卓如、渤海南下干部三支队队长周贯五等分别介绍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南方各省的基本情况，强调了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重大意义，以及进入新解放区开展工作应注意的问题，鼓励南下干部发扬光荣革命传统，勇追穷寇，作好克服一切困难的思想准备。
各大队集中后，作出了统一编制，按序号以县为单位编为中队，县以下各区的架子编为班，并宣布了各中队、班的负责人（由带队的县、区领导干部担任），通过集中后的初步学习整训，广大南下干部对随军南下的任务更加明确，进一步增强了到新区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沙沟整训与第五、六大队的组成
根据华东局的安排，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所属二、三、四大队，于1949年3月上旬始，在当地党政、军机关和部队、群众的欢送下，浩浩荡荡地踏上南下的征程。整个南下队伍先后分两批出发，第一批由陈放、杨信、陈彬等负责带领各大队带队前进，第二批由周贯五、刘格平、李文、彭瑞林等带领南下干部三支队机关南下。各部先后步行到济南乘火车经泰安、曲阜抵达临城以南的沙沟一带，与已先期到达此地的渤海南下干部三支队一大队会合。此后，一大队把华东局党校第三部的工作移交给三大队，由支队领导组成新的部委会，朱则民任书记；各大队党委会改为总支委会。全体南下干部作为华东局党校的学员，统一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集中进行整训学习。主要文件有：《中共中央关于批准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的指示》《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中共中央关于保护工商业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接受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对“自由资产阶级”及“开明士绅”的政策的指示》《中共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华东局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入城守则》等。
全体南下干部特别注重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充分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为中心等问题，坚决响应在胜利面前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号召。在学习整训期间，还先后听取了饶漱石、刘瑞龙及刘格平、周贯五、张蓬、肖平、燕明、王文长等同志的报告。
实践证明，这次集中学习整训，提高了广大南下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对坚定南下干部的信心，以及南下后开展好新解放区的工作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渤海区南下干部陆续抵达临城沙沟前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需要，华东局又指示渤海区党委继续抽调干部南下。渤海区党委又奉命组建了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第五、第六大队。
五大队的组建：1949年2月下旬，渤海区南下干部一大队随华东局党校先期到达临城沙沟。华东局组织部在了解一大队南下干部的情况后，认为干部人数太少，县（即中队）的架子也不够，要求一大队必须配齐13个县的架子（当时一大队仅有7个县的架子）。一大队总支委员会关器根据这一指示，回渤海区请示增调干部。渤海区党委决定从一地委抽调节14名县级干部和几十名区级干部，从渤海公校、财贸干校抽调300多名学员，调补一大队。此时一大队已达1000余人，下辖13个中队。3月9日，华东局组织部又指示一大队分建为一、五两个大队；渤海区南下干部三支队任命陈彬任第一大队大队长，燕明任政委，钟正斋任副大队长，汤振连任政治部主任；任命刘荣华任第五大队大队长，周化南任政委，张华墀任副大队长，黄德钦任政治部主任。
六大队的组建：在抽调干部南下工作中，渤海区党委、渤海军区机关所属各单位亦抽调了大量干部；抵达沙沟后，又编入济南华东大学南下毕业学生300多人，共同组成六大队，任命周抗任六大队大队长兼政委（后由冯乐进任政委）。渤海三支队领导还决定以华东大学学生为骨干组建渤海三支队文工团，负责南下行军途中的宣传鼓动工作。
至此，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下辖一、二、三、四、五、六等6个大队（另外，三支队队部机关对外曾一度称九大队，由秘书长冯乐进兼政委），干部人数已达5000多名。
出自《中共渤海区地方史》
资料整理：卢艳
为了更快地夺取全国的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8年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是讨论了为夺取全国政权准备所需要的干部的问题。会议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缺乏这项准备，就势必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使党的工作处于被动地位。”会议决定，在解放战争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5.3万名下级干部、中级干部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千万至1万万人口的解放区。其中要求华东地区抽调1.5万人，并须于1949年3月集中待命出发。
为贯彻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决议，中共华东中央局于1948年初冬在临朐县与益都县交界处的闵家庄召开了有各战略区领导参加的会议，主要内容是部署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工作，和研究大军渡江以后华东局及所属各区党委的组织安排问题。华东局于12月25日作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指出：因目前华中的干部特别缺乏。1.5万名南下干部的名额完全由山东来负责。这项《指示》还就抽调1.5万名干部的任务做了具体分配，其中要求渤海区抽调1套区党委级、5套地委级、41套县区委级领导班子的“架子”，共计抽调3456人。后来，各地实际南下干部的数目均超过指示中规定的数目，各级领导班子的“架子”数目也有较大变化。
渤海四地委书记彭瑞林代表渤海区参加了这次会议。渤海区党委根据这次会议的要求，认真研究了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问题，认为党中央的这一决策是争取全国早日解放、建立新中国的重要步骤，具有重大的意义。渤海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上级党委的领导和由外地调入渤海区工作的老红军、老党员的帮助教育下，培养了大批干部，各级党政军群组织机构健全，有能力抽调干部支援新区。渤海区党委党校自1948年4月即开始着手轮训县区主要领导干部，培训班每期150人，时间为4个月，培养了大批领导干部。10月，区党委发出《关于县学问题给各地委、县委的指示信》，指出：县学（即党训班）是培养乡村干部的短期训练班。要求在县学中以时事教育、党的基础知识等为主要教育内容，使学员初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正确的工作方法。各级县学培养了一批干部，为此后抽调大批干部南下到新解放区工作奠定了基础。另外，渤海区作为老解放区，也应该积极抽调自己优秀的干部，随军南下，解放全中国人民。经研究决定和华东局批准，抽调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刘格平、区党委宣传部部长陈放、渤海区行政公署副主任李文、渤海军区副政委周贯五、四地委书记彭瑞林等五人为南下区党委委员，区党委城工部副部长冯乐进为南下区党委秘书长。按照序列，渤海区南下区党委对外称“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周贯五任支队长，刘格平任政委。
渤海区南下干部一大队组成
为摸索经验，渤海区党委决定将抽调南下干部的工作分段进行。首先责令一地委（军分区、专署）抽调干部组成渤海三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部”为地委级领导机关的架子，由地委、专署、军分区抽调领导干部组成），并任命张华墀任大队长，燕明任大队政委兼大队党委书记，周化南任大队党委副书记。
一地委（军分区、专署）指示所属各县，抽调干部，按建制县为单位组成了7个中队（“中队部”为县委级领导机关的架子，由县委、县政府及各部门抽调领导同志组成），共730多人，于1948年12月23日集中到渤海区党委机关驻地阳信县何家坊附近的道门王村进行了学习整训。至翌年1月，第一大队移驻益都县境内，由兄弟战略区抽调的南下干部组成中共华东中央局党校（张鼎丞任校长，温阳春任副校长），渤海三支队第一大队为该校第三部。在此前后，渤海区行署各部门管瑞才、张应举、王亦山、杨三友等亦带领部分行署机关的南下干部前来党校三部参加学习。华东局党校组织南下干部集中进行学习，主要文件有新华社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及有关城市政策的文件等。
1949年2月8日，中共中央电令“华东局华东军区机构立即移至徐州，同总前委和第三野战军前委一同工作，集中精力布置南进”。华东局电令华东局党校南移临城（今薛城），并要求党校在此接受各战略区正在南下的15000名干部，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2月19日，渤海南下干部三支队一大队随华东局党校移至临城以南的沙沟镇一带。
渤海区抽调干部南下的工作全面展开
1949年1月1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向中外宣告，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解放军将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结束蒋介石22年来的法西斯统治。
面临全国即将解放，中共中央决定抓紧从老解放区抽调5.3万名干部随军渡江南下，准备接受并管理新解放区的工作。
1949年春节前后，渤海区抽调第二批（一大队为第一批）随军南下干部的工作以更大的规模展开。渤海区党委决定下属的二、三、四地委（军分区、专署）分别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的第二、第三、第四大队。任命刘季青任二大队大队长，李代耕任大队政委兼大队党委书记，肖平任军分区司令员；刘博泉任三大队大队长，王乐三任大队政委兼大队党委书记，冯仁恩任军分区司令员；傅光汉任四大队大队长，彭瑞林任大队政委兼大队党委书记，王文长任副书记，李铁峰任副大队长，杨信任军分区司令员。
渤海区党委要求各县、区的党、政、军、群领导机关都要配备两套领导班子，一套留下坚持当地工作，一套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区党委还就南下干部的调动、组织、南下日期、南下注意事项等通告各地委，要求各地委认真做好抽调南下干部的宣传动员和具体组织工作，对各级领导班子作好通盘安排。
根据渤海区党委的指示，各地、县委连续召开县、区干部会议，开展全面政治动员；组织县、区所有脱产干部进行形势教育，特别是认真学习和热烈讨论了新华社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提高了认识，鼓舞了信心，开阔了眼界，对动员干部南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各级党委还提出了“走者愉快，留者安心”的口号，教育干部正确认识随军南下和坚持当地工作都是革命的需要。广大干部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纷纷表示党指向哪里就到哪里，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到新解放区去，夺取全国解放的最后胜利。
经过学习动员，广大干部踊跃报名，表示要以随军南下的实际行动，将革命进行到底。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根据每个干部的工作、身体等具体情况进行研究审批，内定了各地、县、区南下干部的初步名单。
初步名单公布后，被批准南下的干部喜出望外，奔走相告，感到十分光荣；未被批准南下的干部，则心急如焚，缠着县、区领导不放，要求批准随军南下——这些举动完全出于革命的责任感，充分证明了渤海老解放区的广大干部具有高度的思想政治觉悟。
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消息传出后，在一些干部家属的思想上也引起了一定的波动。各县、区领导机关决定趁春节之际，放假让干部回家作家属的思想工作，使绝大多数家属愉快地支持自己的亲人随军南下。各级政府也决定南下干部的家属均享受军属待遇。
1949年2月中旬到3月上旬，全渤海区抽调南下的干部以县为单位分别到各自的地委机关驻地集中。二地委（二大队）各县干部在临邑县集中，三地委（三大队）各县干部在桓台县索镇集中，四地委（四大队）各县干部在阳信县何家坊集中。
在各集中地，渤海区党委及各地委的负责同志对南下干部作进一步动员。在何家坊，渤海区党委书记张晔、副书记王卓如、渤海南下干部三支队队长周贯五等分别介绍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南方各省的基本情况，强调了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重大意义，以及进入新解放区开展工作应注意的问题，鼓励南下干部发扬光荣革命传统，勇追穷寇，作好克服一切困难的思想准备。
各大队集中后，作出了统一编制，按序号以县为单位编为中队，县以下各区的架子编为班，并宣布了各中队、班的负责人（由带队的县、区领导干部担任），通过集中后的初步学习整训，广大南下干部对随军南下的任务更加明确，进一步增强了到新区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沙沟整训与第五、六大队的组成
根据华东局的安排，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所属二、三、四大队，于1949年3月上旬始，在当地党政、军机关和部队、群众的欢送下，浩浩荡荡地踏上南下的征程。整个南下队伍先后分两批出发，第一批由陈放、杨信、陈彬等负责带领各大队带队前进，第二批由周贯五、刘格平、李文、彭瑞林等带领南下干部三支队机关南下。各部先后步行到济南乘火车经泰安、曲阜抵达临城以南的沙沟一带，与已先期到达此地的渤海南下干部三支队一大队会合。此后，一大队把华东局党校第三部的工作移交给三大队，由支队领导组成新的部委会，朱则民任书记；各大队党委会改为总支委会。全体南下干部作为华东局党校的学员，统一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集中进行整训学习。主要文件有：《中共中央关于批准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的指示》《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中共中央关于保护工商业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接受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对“自由资产阶级”及“开明士绅”的政策的指示》《中共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华东局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入城守则》等。
全体南下干部特别注重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充分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为中心等问题，坚决响应在胜利面前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号召。在学习整训期间，还先后听取了饶漱石、刘瑞龙及刘格平、周贯五、张蓬、肖平、燕明、王文长等同志的报告。
实践证明，这次集中学习整训，提高了广大南下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对坚定南下干部的信心，以及南下后开展好新解放区的工作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渤海区南下干部陆续抵达临城沙沟前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需要，华东局又指示渤海区党委继续抽调干部南下。渤海区党委又奉命组建了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第五、第六大队。
五大队的组建：1949年2月下旬，渤海区南下干部一大队随华东局党校先期到达临城沙沟。华东局组织部在了解一大队南下干部的情况后，认为干部人数太少，县（即中队）的架子也不够，要求一大队必须配齐13个县的架子（当时一大队仅有7个县的架子）。一大队总支委员会关器根据这一指示，回渤海区请示增调干部。渤海区党委决定从一地委抽调节14名县级干部和几十名区级干部，从渤海公校、财贸干校抽调300多名学员，调补一大队。此时一大队已达1000余人，下辖13个中队。3月9日，华东局组织部又指示一大队分建为一、五两个大队；渤海区南下干部三支队任命陈彬任第一大队大队长，燕明任政委，钟正斋任副大队长，汤振连任政治部主任；任命刘荣华任第五大队大队长，周化南任政委，张华墀任副大队长，黄德钦任政治部主任。
六大队的组建：在抽调干部南下工作中，渤海区党委、渤海军区机关所属各单位亦抽调了大量干部；抵达沙沟后，又编入济南华东大学南下毕业学生300多人，共同组成六大队，任命周抗任六大队大队长兼政委（后由冯乐进任政委）。渤海三支队领导还决定以华东大学学生为骨干组建渤海三支队文工团，负责南下行军途中的宣传鼓动工作。
至此，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下辖一、二、三、四、五、六等6个大队（另外，三支队队部机关对外曾一度称九大队，由秘书长冯乐进兼政委），干部人数已达5000多名。
出自《中共渤海区地方史》
资料整理：卢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