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城区侯家遗址出土的玉器，现藏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滨城区后尹村出土的玛瑙瑗，现藏于滨城区文管所

    惠民县大郭遗址出土的商代玉钺，现藏于惠民县博物馆

　　玉雕艺术是我国古代最早产生并成熟的艺术门类之一，它萌发于石器制作之中，继而形成为一种影响深远、具有独特魅力且蕴涵社会文化精神的一大艺术门类。
　　中国玉材精良，质地纯洁，色泽典雅，制作工艺也十分精湛，不但器类丰富，而且造型十分优美，可谓是材质之美、工艺之美、比例协调之美三美合一。中国玉器自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出现始，至今已有7000多年的历史。在国外，仅有中美洲的墨西哥、大洋洲的新西兰和亚洲贝加尔湖等地发现过早期玉器，但都没有中国的玉器产生得早，延续得时间长。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玉器是一种中国特有的艺术品”。
　　中国古代玉器可分为礼仪、日常用器、葬玉、辟邪、佩饰和专门陈设艺术品等六大类
　　对中国古代玉器总体上分析，可初步分为礼仪、日常用器、葬玉、辟邪、佩饰和专门的陈设艺术品等六大类。
　　礼仪类玉器主要用在祭祀、朝享、册封和仪仗等礼制活动中。古代的礼玉，据《周礼》记载，专指璧、琮、圭、璋、璜、琥等六种“瑞玉”。然而，这六种瑞玉都“是战国和汉初的礼学家理想化的礼器系统”。实际上，古代礼制活动中所用的玉器品种非常多，除“六瑞”外，历代的各种龙、凤形佩饰和玉册、玉印等都是与礼制活动有关的玉器。属于仪仗范畴的玉器则主要是一些仿武器、工具造型的钺、戈、戚和造型比较特殊的斧、刀以及仪仗饰件等。
　　滨州境内发现玉器大体可分为礼玉、饰玉两类
　　滨州境内发现的玉器依其功能和造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礼玉，二是饰玉。但由于考古工作做得较少，滨州一带发现的先秦时期玉器较少，最重要的是在惠民大郭遗址出土的商代玉钺。
　　1973年8月，惠民县麻店镇大郭村群众在村边高台地取土时，在高台西侧距地表约1.2米深处发现了一座商代墓葬。墓室南北长12米，东西宽6米，有二层台，台上殉葬6人。墓东、西、北侧均有一耳室，各殉葬一人一狗。该墓葬中便出土一件象征权力的礼仪玉器——玉钺，另外还有用于佩戴装饰的玉环等。该玉钺长20.3厘米，宽8.8厘米，厚0.6厘米。总体呈长梯形，两面弧刃，钺的端部有钻孔。玉质呈青灰色，通体磨光，质地坚硬细腻，制作精美，无使用痕迹。这件玉钺应为祭祀或仪仗专用器物，是权力的象征。
　　2004年，对滨城区侯家遗址进行发掘时，在29号和33号两座战国墓内，发现谷纹玉璧、环，还发现玉管、玉珠上百件。玉璧为礼器，为“六瑞”之一。
　　《周礼》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玉管、玉珠等则是佩饰。在一战国墓中的墓主人头部位置发现象牙梳、凤鸟形簪、条形簪和管状器等，都是难得的艺术品。
　　阳信西北村战国墓也出土7件穿孔骨环和74枚穿孔蚌等饰品。骨环直径约在1厘米左右，中间有细小穿孔。这些牙角骨蚌器经过钻孔、打磨、抛光，虽不着纹饰，但造型十分优美，不论是装饰品还是生活用具，都具有一种质朴的美感。不论是装饰品还是礼器用玉，都是先秦时期的人们在将其制作成生产工具的基础上形成的，人们不断地将自己的审美和价值观念灌输其中，从而形成了脱离于单纯实用目的的装饰品和礼器。
　　滨州发现早期玉器玉料主要来源当地，尤以滑石质为主
　　玉器的使用首先要解决玉料的来源，其次由于玉器造价相对较高，琢玉工艺十分复杂，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无疑决定了玉器的使用情况。受地理环境、玉石来源、生产工具和自身活动范围的限制，先秦之时人们多是就地取材。采玉点一般离生活聚落不远，且开采和运输方便。只要石质较好，易于琢刻，便可作为玉器材料使用。当时人们制作玉器除透闪石外，一般多使用玛瑙、玉髓、绿松石、青金石、琥珀、水晶、萤石、滑石、大理石、石英岩、叶腊石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所说的“玉，石之美者”即是指此。
　　滨州发现的早期玉器主要的玉料主要来源当地，尤以滑石质为主。如滨城区侯家遗址出土的玉璧和璜形器都是滑石质的。先秦时期，人们对于玉质的选择并不是十分挑剔。
　　玉器之所以受到国人喜爱，除审美价值外，更是因为玉器拥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历来是君子之德形象象征
　　玉器之所以受到中国人的喜爱，除去其质地和色泽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外，更是因为玉器拥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历来是君子之德的形象象征。
　　对此，我国第一部诗歌集子《诗经》中便有多处比喻。如《秦风·小戎》把君子比作美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卫风·淇奥》亦曰：“有匪君子”“如圭如璧”。后来经过战国、秦、汉儒家的增色，这种说法更为普遍。《礼记·玉藻》曰：“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比玉于德焉。”《春秋繁露》（卷十六）进一步解释说：“玉至清而不蔽其恶，内有瑕秽必见之于外，故君子不隐其短，不知则问，不能则学。取之玉也。”（作者单位：滨州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