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包干”雕像作品。（来源网络）

　　笔者的童年正赶上计划经济时代，父母都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由于家里人口多，缺粮少柴成了常事，特别是做饭用的烧柴。
　　没有办法，下午放学后，笔者和几个姐姐做完作业就去坡里拾柴火，经常回到家里时已掌灯了。干活回来的母亲就用我们拾来的柴火做饭，要是赶上拾得柴火湿时，满屋子里全是烟，呛得人直流眼泪。
　　最高兴的是每年收秋，队里把玉米棒子运到场院里，让社员们剥玉米皮。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往前赶进度，队里规定剥下来的玉米皮全部归农户自己。这下，场院里可热闹了。天刚亮，大人、小孩围着大玉米堆，不用指挥，都快速地剥着玉米皮，甚至忘了饥渴。傍晚，在阵阵欢笑声中，大家各自把玉米皮运回家中，晒干后做饭烧火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大高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家分到了6亩多口粮田，分别种上了小麦、玉米和棉花。父母起早贪黑地忙活了大半年，所种的农作物获得了大丰收。“大包干，大包干，上缴国家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我家不仅有了余粮，而且有了充裕的烧柴。从那以后，笔者和姐姐们再也没有去拾过柴火。
　　1999年左右，我国农村开展了新一轮土地承包，规定：农户承包土地30年不变，“三提五统”改为农业税，允许农民发展二三产业等。这一政策的出台，使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没想到的是，从那年开始，国家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并对种粮的农户逐年减少缴纳农业税。到了2006年春天，更没想的是，农业税全都取消了，延续数千年的“皇粮国税”至此画上了句号。同时，国家为鼓励农民种粮，每种一亩小麦给予100元左右的补贴。
　　这些好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除了种好自己承包的土地外，有的村民还把那些盐碱地、弃用的沟渠、闲置场院等开垦后也种上了农作物，让土地“生金长银。”
　　一晃到了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在农村，“转包”“返包倒租”“托管”等种地新形式如雨后春笋般孕育而生，也催生了“农场主”“种粮大户”“农业合作社”等新名词。
　　我们村也不例外，超过一半的村民后悔当初分地时承包少了；有些没承包土地的村民更后悔，没想到种地有这么多实惠，就想法转包村里那些上岁数村民的土地，本村的土地转包过来后还不满足，就托亲戚朋友转包外村的土地，甚至还到外地租种土地。
　　村民张俊峰转包了流钟村100多亩土地，种上了高产价高的优质麦和玉米，年收人在15万元以上；村民李福河借助国家补贴农民购买农用机械的政策，先后购买了小麦联合收割机、旋耕机、玉米脱粒机、抽水机等农机，注册成立了农机合作社；村民鲁新月与几个村民组成了农业服务队，专为那些种地缺少劳力的村民种、管、收……同时，随着科学种田的普及，村民种粮成本减少了，产量却提高了，收入也越来越多了。
　　弹指一挥间，40年过去了，迎来了改革开放40年。笔者坚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也越来越富强，种粮农民获得的实惠也越来越多，生活也会更富裕！
　　（作者单位：沾化区大高镇流钟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