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刊载《责任制治好了李长泊的病》

    个体经济和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催生“兴福现象”。

　　滨州日报/滨州网 记者 王光磊
　　开栏的话：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变当代中国国运的改革开放大幕就此拉开。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滨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吃了几十年返销粮的“老少边穷”，已成为粮丰林茂、赛比江南的黄河三角洲中心名城。
　　为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本报特开设《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旧闻新传——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栏目，从当年《人民日报》《大众日报》《滨州日报》等报纸上的“旧闻”起步，一路追寻滨州40年来不停追赶超越的铿锵脚步，用“新传”去接续过往的奋斗足迹，去开启新时代的光荣与梦想。
　　1981年1月15日，《人民日报》二版刊发了一篇题为《责任制治好李长泊的病》的文章。作者是韩克顺、潘佃俊。标题有意思，内容更有意味。
　　全文如下：
　　李长泊是山东省惠民县梁家公社大霹庄大队的社员，四十多岁，两口子拉扯着三个孩子。前几年，队里生产搞得不好，每人每年平均口粮只有二百来斤。李长泊整日忧愁，郁积成病，晚上失眠，白天昏昏沉沉。七八年来，生活总是困难，病情有增无减。
　　去年生产队实行责任制。队长李相奎到李长泊家说：“长泊爷爷，你出去干点轻活怎么样？权当散散心。”李长泊摇摇头：“几年都没干活，我能干啥？”李相奎耐心劝导：“今年实行责任制，你在村头地里轰轰鸡还不行吗？”李长泊答应了。
　　他拿着马扎，坐在地头上轰鸡护麦子。轻微的体力劳动，增加了四肢活力。他看到社员们的冲天干劲和一地地的好苗子，觉得丰收大有希望，心情舒展多了。春节分配后，队长又动员他包种了六亩玉米。
　　功夫不负有心人，去年他包种的玉米，他女人包种的棉花都丰收。全家实分现金一千零四十元。年终分配那一夜，他一家人喜得没合眼。第二天天还不亮，他就领着三个孩子去赶集，给他们每人买了一身衣服，还买了一台收音机、一辆自行车。如今李长泊心情舒畅，能吃能睡，他的病果真好了。
　　6月26日上午，记者来到该文作者之一、原滨州日报社副总编辑韩克顺的家里，采访他当年采写此文的前前后后。
　　了解记者来意后，今年69岁的韩克顺拿起因长期使用已有裂口的放大镜，对着原稿复印件又仔细地重读了一遍，当年采访时的经历逐渐清晰起来。
　　据他介绍，文中提到的“梁家公社大霹庄大队”，就是现在的石庙镇大霹雳庄，当年是全县推行生产责任制时的一个典型。1980年秋后，他去村里采访推行生产责任制相关情况时，听村里人说有这样一个因为实行生产责任制而“治”好了“精神病”的社员，出于职业敏感，就顺便采写了这篇稿件，算是“搂草打兔子”。
　　因为效益低下，此前生产队年终结算基本不分现金。当大队分配给了1040元钱时，李长泊激动地数了好几遍，哪见过这么多钱啊！
　　韩克顺登门采访李长泊时，他心情大好，家里有吃的、有穿的、有花的。不过，虽然生活比前几年有所改观，但是看到三间土屋以及还没更换的破桌子烂板凳，韩克顺仍能想见他家当初的窘状。
　　稿子写好后，韩克顺誊写了两份，分别寄给了《农村大众》和《人民日报》。没想到，双双命中，前者改了一下标题：《特殊药方》，后者沿用了原标题。这篇400多字的稿子，能从全国各地大量的通讯员投稿中脱颖而出，登上《人民日报》的二版，足可见这篇稿子写得有特点，也踩对了节点。
　　采访最后，韩克顺总结了一下他写这篇稿件的主题：“生产责任制威力非常大，不仅能治穷、致富，还能治病。”后来，大众日报社一位记者来惠民地区采访时，曾对韩克顺竖起大拇指：稿子写得有特点、有深度，小故事反映了大主题。
　　发展个体经济和乡镇企业，鼓起农民的“钱袋子”
　　如果说“大包干”鼓起的是农民的“粮袋子”，那么发展个体经济和乡镇企业鼓起的则是农民的“钱袋子”。
　　1984年7月7日，惠民地委、行署召开全区乡镇企业经验交流会，要求乡、镇、村、联户和家庭个人一齐上，发展乡镇企业。由此，惠民地区掀起了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热潮。
　　社队企业是乡镇企业的前身，是由当时的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小队兴办的企业。这些企业以工业企业为主体，兼顾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服务业等。
　　1979年，惠民地委、行署发出《关于认真贯彻省社队企业工作会议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各个部门下决心改变单一抓农业的做法，走农工副综合发展的路子。
　　该通知的贯彻落实，为工副业生产和社队企业的加速兴起及全面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至1983年底，社队企业达2438处，从业人员55625人，完成总产值15276万元、利润2472万元，上缴税金720万元。
　　不过，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社队企业基础差、数量少、规模小、管理水平低，并且受到封闭型自然经济的影响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经不起商品市场风浪的冲击，只能在各种缝隙中求生存。
　　1984年，党中央4号文件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充分肯定了乡镇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当年4月，惠民地区社队企业管理局与行署多种经营办公室合并为地区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局。这是第一次建立健全了地区一级乡镇企业管理机构，奠定了乡镇企业发展的组织基础。
　　同时，乡镇企业内部也进行了改革，全面实行了“一包三改”，即：厂长经营承包，改厂长任命制为选聘制，改固定工为合同工，改固定工资制为合同工资制。
　　这次改革，调动了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了乡镇企业发展后劲。惠民地区乡镇企业由此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新的经济联合体和个体企业应运而生。乡镇企业的范围扩大为乡（镇）办企业、村办企业、联户办企业和个体企业四部分。
　　始建于1986年的西王集团，就是由一家小型村办企业发展起来的。随着像西王集团这样一批骨干企业开始成长起来，他们逐步成为乡镇企业的中心和支柱。
　　到1990年底，全区乡镇企业发展到79574处，从业人员达305648人；完成总产值219267万元，占全区社会总产值的39.44%。乡镇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1991年5月，惠民地委、行署专门召开乡镇企业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加速发展乡镇企业问题。各级领导不仅充分认识了乡镇企业的战略地位，而且从全区“八五”经济发展看到有三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乡镇企业来解决：农村经济要发展，发展乡镇企业是必由之路；工业经济要壮大，发展乡镇企业是希望所在；财政经济要好转，发展乡镇企业是重要保证。
　　发展乡镇企业成为经济发展最关键的环节和最现实的出路。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乡镇企业取得突破性进展。
　　1992年，博兴县寨郝村工农业总产值1.2亿元，成为鲁北第一个亿元村。至1995年，全区完成乡镇企业总产值227亿元，全区已有乡镇企业产值过亿元的乡镇72个。
　　1996年7月，地委、行署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乡镇企业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了“九五”期间全区乡镇企业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工作措施，指明了乡镇企业跨世纪发展的方向。特别是《乡镇企业法》的颁布，进一步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
　　1998年4月13日，地委、行署召开全区个体私营、乡镇企业工作会议，提出以个体私营经济为重点、推动乡镇企业二次创业的口号。
　　至2000年底，全区乡镇企业达14.32万处；从业人员60.98万人；注册资金22.54亿元；年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个体私营企业224家，其中超千万元企业109家，过亿元企业17家；专业乡镇12个，专业村355个，地级园区46个，形成渔网、渔粉、不锈钢制品、厨房设备、苇帘、化纤、绳网、地毯、家具、帆布、明胶、丰年虫卵等优势行业。
　　随着时代发展，“乡镇企业”作为一个曾经被喊得非常响亮的名词，现在确实越来越少被人提及。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推动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在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别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滨州农村改革起步比小岗村还要早、试验范围还要大
　　这位大众日报记者所说的“大主题”，指的就是1970年代末肇始于安徽小岗村，其后迅速席卷大江南北、深刻影响当代中国国运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
　　如今，大家熟知的小岗村作为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已经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代名词。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滨州农村改革起步比小岗村还要早、改革试验范围还要大。
　　没有谁天生就是受穷的命，穷则思变，越是穷的地方，改革求变的欲望就越强烈。作为“老少边穷”地区、曾经吃了几十年返销粮的滨州地区更是如此。
　　那时侯，各级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向上要粮食。特别是秋后和年底，从上到下就是忙“供应”、要“供应”。每人每天的定量是0.4公斤，也就是俗话说的“八大两”。一到打粮食的时候，粮所就挤破了门。供应的粮食，小麦占不到10%，其余的是地瓜干、玉米等。据统计，从1949—1978年，滨州人民共吃了返销粮76.96亿斤，平均每年2.57亿斤，平均每人每年吃返销粮接近100斤。
　　在改革开放大幕还没拉起，多地社员还在苦挨日子的时候，在滨州大地上，多个公社干部群众冲破政策路线、思维惯性等束缚，以敢为人先、不计个人得失的气魄和胆识，悄然推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试验。个别公社、生产队的大胆尝试，是燃烧在滨州大地上的点点星火，尽管很微弱但很倔强，火苗风中摇曳，等待春归大地。
　　1977年，高青县花沟公社个别生产队将土地包产到户，群众拍手欢迎，在附近村庄引起了轰动。这在全省是较早的农村改革尝试。彼时的高青县，还属于惠民地区大家庭。
　　1978年上半年，穷得在全区都“挂上号”的滨县单寺公社（今滨城区秦皇台乡），在公社书记范道彭的主持下开始搞“包产到组”试验。
　　当时，侯南村支书李文旺向范道彭请示：社员连地也种不上了，种子没有，地也浇不上，能不能搞个改革试试，地还是集体的，但是按照自愿组合原则分成小组，大家多劳多得。
　　时势所迫，不能眼瞅着社员饿肚子，范道彭当即同意。包产到组后，大家的积极性一下子调动起来了，队长再也不用敲钟催促上工了，每个小组几户人家，天一亮就悄悄地下地干活了。社员还是那些社员，但昔日“村头等，地头站，队长不来没人干”，“干部回家喝茶水，社员开始纳鞋底”的景象不见了。
　　1979年春天，范道彭在公社侯南村和朱家村又悄悄地开始了“包产到户”试验。包产到户，划小了经营单位，实行按劳分配，社员积极性大涨，拼命干活，很多人把家里用了多年的土炕扒了当肥料。“土炕肥力强，跟化肥差不多，施到地里如果赶上下雨，第二天就能看出苗长了。”范道彭对记者解释说。
　　事实证明，热火朝天地“单干”比磨洋工式的集体劳动，效率要高很多。试点的两个村当年粮食产量就翻了一番，大丰收点燃了试点村更多人的热情。1979年秋播，没有了思想顾虑的范道彭在公社50个大队大面积推行“包产到户”。
　　生产关系的调整，释放出的生产力超乎人们的想象。至1979年底，全区80%的核算单位初步建立起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粮食连年丰产丰收，滨州彻底告别了吃救济历史。
　　1985年，济南、青岛等大城市开始来滨州请求给他们调运粮食。那几年，滨州每年外调4亿—５亿斤。到1980年代后期，滨州农村甚至出现了“卖粮难、卖棉难”的问题。
　　温饱解决之后，如何更好地发展农业、振兴农村、富余农民，一直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重中之重。从1982年第一个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出台至今，30多年间聚焦“三农”的“一号文件”就有20个之多。2018年的“一号文件”聚焦乡村振兴，描绘了新时代农业、农村、农民的光明前景。其间，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值得我们自豪的是，滨州从一个吃救济粮的落后地区发展成为山东省乃至全国的农产品供应大市，成为京津等大城市的粮仓、果园、“菜篮子”，从2017年起还向全国输出粮食产业发展的“滨州模式”。而且，粮食加工产业被列入全市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以1500亿级为发展目标，努力建设国家级粮食产业融合循环经济示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