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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
编者按：本文作者张兆忠今年已经78岁，他生长在滨州，后来参军入伍。转业去了烟台，现在烟台居住。退休后老人写了很多回忆家乡的文章，这是其中一篇。
“母亲”，这个伟大的称呼。她包含着多少“爱”意，孕育着多少“养”意，肩负着多少“疼”意，承受着多少“苦”意……
提起母亲，就有着无比的尊敬、无上的荣光，也有着无限的悲伤和无比的悔意。悔得是母亲一辈子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没穿过一件漂亮的衣裳，没住过一次宽大亮堂的房屋。
母亲虽已病故多年，但村里老人一提起母亲就竖起大拇指，说：“那可真是全村甚至全乡少有的良家女性。”
母亲姓牛，从小没读过书，可以说一个字不识。但世道伦理、人情往事心中很有“小九九”。母亲是村里的老美人，又很有“道道”，张家要会亲家，李家小孩要过“十二日”……都请母亲做客，母亲在出门前总要拾掇打扮，穿得又漂亮，人长得又好看，说话又得体，村里人都说“奶奶（在全村辈分最高）刚得好哩”。
父亲是个老实人，种了一辈子地，干了一辈子农活，但治理家务还得靠母亲，所以，家里家外都靠母亲料理打算。农忙时节收麦子，那是个急忙时段，母亲总是亲自扬场，种地瓜，切地瓜干，种玉米，一干就是半夜。冬春农活少时，她就纺线织布。有时纺着纺着听不见动静了，原来是母亲手里拿着线团打起了呼噜。
平时家里没零钱花，有时赶集上店就拿几毛钱。我记得那
时三月三逢大集，母亲就给我
三毛钱让我买块糖吃，买几个花生尝尝。家里日子太紧了，
母亲就养鸡喂猪，养的鸡只喂
菜和糠，所以下蛋很少。别人家的猪不到一年就能到两三
百斤，可母亲喂的猪一年下来还不足百斤。村里人常开她的玩笑。
父亲和叔父分家时，出嫁的姐姐说“大家庭”欠她一笔债，为此父亲和叔父闹顶了。当时姐姐说“宁肯不要娘家，也要这笔债。”一气之下父亲咬牙还了债。姐姐说，从此十几年再也不进“张家门”。母亲知道此事，亲自出面调解了此事。对待亲戚朋友、四邻五舍，母亲处理的关系都相当好，都说母亲是贤惠大度的女人。
如今上了年纪的乡亲，提起母亲当年的事都说“老奶奶，有人缘，小孩围她转，奶奶、奶奶叫个不停。”母亲手底下“小吃”特别多，如莱阳梨、烟台苹果、小糖块、葡萄干……这些“小吃”总能让围在身边的孩子们过过馋瘾。
那时家里实在穷，来个客人母亲就千方百计让人家吃好。一次，我的老同学郭泽汝从下洼来看母亲（当时我已入伍不在家），母亲就到婶母家借了一勺子油，又到集上买了半斤肉，包了一顿包子，当时感动得郭泽汝从兜里拿出20块钱给了我爱人。
上世纪60年代农民的生活很苦，吃一点东西都得由生产队分。分的地瓜干都是黑的、长毛的，炒菜没有油，剥点蓖麻子砸砸当油吃。地瓜叶晒干后碾碎了蒸蒸吃，苞米糊碾成粉蒸蒸吃。有一次我从县城中学放假回家，爹饿得浑身肿，母亲就让我用粗粮加点谷糠、草种子，才把爹救了过来。后来，等我高中毕业在黄升区公所工作时，回想起母亲常说一辈子没吃过热油条。于是，我就把母亲和婶婶叫到楼子集上让两位老人好好吃了一顿。
还记得，我初中毕业后回家对母亲说：“学校已保送上高中。”母亲却因此一宿没睡。如果继续读高中，家里太困难，如果不读高中，又太可惜。第二天，母亲带我去了舅舅家，舅舅说：“让孩子上高中，有困难亲戚们都帮一帮。”
就这样，我继续上高中，没学费时母亲就把家中存的几个银元从墙里扒出来给我换成钱，没书费就把家里的破旧衣服卖了换点儿钱。就这样，三年高中坚持了下来。毕业后，在村里驻点干部贺辅导推荐下，我到区公所干上了财粮员。当时，领兵的李排长说啥要我去当兵，母亲对我说：“孩子，只要你选的路，你尽管去，家里的事你放心。”
一到部队，我代表新兵发言。连队召开欢迎晚会，指导员拿稿讲话，面对100多人我没怯场，连稿子都没拿，代表新兵说了几句话。一些老兵说：“连队来人才了。”连队负责生产，我分到指挥班负责种菜，整天和大粪打交道，从不怕苦和累。老兵们都说：“这个小张，有一定文化，还能吃得苦，真是好兵。”9个月后，老文书要退役，连里安排我当上了文书。不久，我又入了党。后来，团长带着工作组蹲点搞年终总结，连队却由上一年的三等功、四好连队掉了下来。全连召开大会找原因，直到下午快开饭也没找到。对于连队的问题，我是文书，相对清楚些，于是我举手发言。当我说到，连队之所以掉下来，主要是连队领导班子有骄傲自满情绪时，团长立刻站起来，让我暂停。他说：“你们连队一百七八十个人，找了一天也没找出根本原因，惟独一个不到一年的新兵一语就把问题给找出来了……”于是，我被列为了干部苗子，三年后提为排长，三个月后提为副连，三个月后又提了正连，在团里当干事。后来，政委找我谈话，让我到济南军区荣誉连队安丘连当指导员，叮嘱我把现场会搞好。我硬着头皮拼命干，年底的现场会开得相当成功。此时正遇上团以上领导班子要老中青三代结合，团里要30岁以下年轻干部，全团排以上干部在大礼堂投票选举，结果我被选上了。28岁那年，我从正连直接当了团副政委，后来又当了政委，立了三等功，这下可给母亲添了彩、撑了腰、圆了梦，爱人也紧接着随了军。不几个月，我就把母亲接到部队住了近一年。当哥哥接母亲回家时，母亲说这二三十年从来没和儿子一起住过这么长时间。
1980年1月23日下午五点多，我在团里开完会回到家，见爱人边做饭边哭，她说：“家中来电报，第一封电报说‘母亲病危’，第二封电报说‘母亲病故’。”我顿时愣了，趴在炕上悲痛欲绝。爱人说：“明天一早赶紧回家吧，家里人还在等着我们呢。”一路上坐汽车、坐火车，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过的。第二天下午来到村口，看到黑压压的一大群人，我嚎啕大哭……不知是爬是滚还是走，到了母亲的灵柩前，我哭喊着：“娘啊，你病了怎么不告诉我呀，我来晚了。”
趴在娘的身上，我说什么也不起来。
村里的医生告诉我，母亲的的病也就两天的事儿，是心肺病。晚上商量要什么骨灰盒，我说要最好的。出丧时，送出母亲不远，我就瘫倒了……被几个人抬到了坟地里。
之后，我转业到了烟台。
这些年来，每年收冬枣时我都回家帮忙，每次都去给母亲上坟寄托哀思。
“母亲”，这个伟大的称呼。她包含着多少“爱”意，孕育着多少“养”意，肩负着多少“疼”意，承受着多少“苦”意……
提起母亲，就有着无比的尊敬、无上的荣光，也有着无限的悲伤和无比的悔意。悔得是母亲一辈子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没穿过一件漂亮的衣裳，没住过一次宽大亮堂的房屋。
母亲虽已病故多年，但村里老人一提起母亲就竖起大拇指，说：“那可真是全村甚至全乡少有的良家女性。”
母亲姓牛，从小没读过书，可以说一个字不识。但世道伦理、人情往事心中很有“小九九”。母亲是村里的老美人，又很有“道道”，张家要会亲家，李家小孩要过“十二日”……都请母亲做客，母亲在出门前总要拾掇打扮，穿得又漂亮，人长得又好看，说话又得体，村里人都说“奶奶（在全村辈分最高）刚得好哩”。
父亲是个老实人，种了一辈子地，干了一辈子农活，但治理家务还得靠母亲，所以，家里家外都靠母亲料理打算。农忙时节收麦子，那是个急忙时段，母亲总是亲自扬场，种地瓜，切地瓜干，种玉米，一干就是半夜。冬春农活少时，她就纺线织布。有时纺着纺着听不见动静了，原来是母亲手里拿着线团打起了呼噜。
平时家里没零钱花，有时赶集上店就拿几毛钱。我记得那
时三月三逢大集，母亲就给我
三毛钱让我买块糖吃，买几个花生尝尝。家里日子太紧了，
母亲就养鸡喂猪，养的鸡只喂
菜和糠，所以下蛋很少。别人家的猪不到一年就能到两三
百斤，可母亲喂的猪一年下来还不足百斤。村里人常开她的玩笑。
父亲和叔父分家时，出嫁的姐姐说“大家庭”欠她一笔债，为此父亲和叔父闹顶了。当时姐姐说“宁肯不要娘家，也要这笔债。”一气之下父亲咬牙还了债。姐姐说，从此十几年再也不进“张家门”。母亲知道此事，亲自出面调解了此事。对待亲戚朋友、四邻五舍，母亲处理的关系都相当好，都说母亲是贤惠大度的女人。
如今上了年纪的乡亲，提起母亲当年的事都说“老奶奶，有人缘，小孩围她转，奶奶、奶奶叫个不停。”母亲手底下“小吃”特别多，如莱阳梨、烟台苹果、小糖块、葡萄干……这些“小吃”总能让围在身边的孩子们过过馋瘾。
那时家里实在穷，来个客人母亲就千方百计让人家吃好。一次，我的老同学郭泽汝从下洼来看母亲（当时我已入伍不在家），母亲就到婶母家借了一勺子油，又到集上买了半斤肉，包了一顿包子，当时感动得郭泽汝从兜里拿出20块钱给了我爱人。
上世纪60年代农民的生活很苦，吃一点东西都得由生产队分。分的地瓜干都是黑的、长毛的，炒菜没有油，剥点蓖麻子砸砸当油吃。地瓜叶晒干后碾碎了蒸蒸吃，苞米糊碾成粉蒸蒸吃。有一次我从县城中学放假回家，爹饿得浑身肿，母亲就让我用粗粮加点谷糠、草种子，才把爹救了过来。后来，等我高中毕业在黄升区公所工作时，回想起母亲常说一辈子没吃过热油条。于是，我就把母亲和婶婶叫到楼子集上让两位老人好好吃了一顿。
还记得，我初中毕业后回家对母亲说：“学校已保送上高中。”母亲却因此一宿没睡。如果继续读高中，家里太困难，如果不读高中，又太可惜。第二天，母亲带我去了舅舅家，舅舅说：“让孩子上高中，有困难亲戚们都帮一帮。”
就这样，我继续上高中，没学费时母亲就把家中存的几个银元从墙里扒出来给我换成钱，没书费就把家里的破旧衣服卖了换点儿钱。就这样，三年高中坚持了下来。毕业后，在村里驻点干部贺辅导推荐下，我到区公所干上了财粮员。当时，领兵的李排长说啥要我去当兵，母亲对我说：“孩子，只要你选的路，你尽管去，家里的事你放心。”
一到部队，我代表新兵发言。连队召开欢迎晚会，指导员拿稿讲话，面对100多人我没怯场，连稿子都没拿，代表新兵说了几句话。一些老兵说：“连队来人才了。”连队负责生产，我分到指挥班负责种菜，整天和大粪打交道，从不怕苦和累。老兵们都说：“这个小张，有一定文化，还能吃得苦，真是好兵。”9个月后，老文书要退役，连里安排我当上了文书。不久，我又入了党。后来，团长带着工作组蹲点搞年终总结，连队却由上一年的三等功、四好连队掉了下来。全连召开大会找原因，直到下午快开饭也没找到。对于连队的问题，我是文书，相对清楚些，于是我举手发言。当我说到，连队之所以掉下来，主要是连队领导班子有骄傲自满情绪时，团长立刻站起来，让我暂停。他说：“你们连队一百七八十个人，找了一天也没找出根本原因，惟独一个不到一年的新兵一语就把问题给找出来了……”于是，我被列为了干部苗子，三年后提为排长，三个月后提为副连，三个月后又提了正连，在团里当干事。后来，政委找我谈话，让我到济南军区荣誉连队安丘连当指导员，叮嘱我把现场会搞好。我硬着头皮拼命干，年底的现场会开得相当成功。此时正遇上团以上领导班子要老中青三代结合，团里要30岁以下年轻干部，全团排以上干部在大礼堂投票选举，结果我被选上了。28岁那年，我从正连直接当了团副政委，后来又当了政委，立了三等功，这下可给母亲添了彩、撑了腰、圆了梦，爱人也紧接着随了军。不几个月，我就把母亲接到部队住了近一年。当哥哥接母亲回家时，母亲说这二三十年从来没和儿子一起住过这么长时间。
1980年1月23日下午五点多，我在团里开完会回到家，见爱人边做饭边哭，她说：“家中来电报，第一封电报说‘母亲病危’，第二封电报说‘母亲病故’。”我顿时愣了，趴在炕上悲痛欲绝。爱人说：“明天一早赶紧回家吧，家里人还在等着我们呢。”一路上坐汽车、坐火车，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过的。第二天下午来到村口，看到黑压压的一大群人，我嚎啕大哭……不知是爬是滚还是走，到了母亲的灵柩前，我哭喊着：“娘啊，你病了怎么不告诉我呀，我来晚了。”
趴在娘的身上，我说什么也不起来。
村里的医生告诉我，母亲的的病也就两天的事儿，是心肺病。晚上商量要什么骨灰盒，我说要最好的。出丧时，送出母亲不远，我就瘫倒了……被几个人抬到了坟地里。
之后，我转业到了烟台。
这些年来，每年收冬枣时我都回家帮忙，每次都去给母亲上坟寄托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