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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挖肥记》“挖”成了个公社“小名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全国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那时，我20岁出头，担任农村不脱产的基层干部。作为改革的见证者、亲历者和受益者，我对农村改革的全过程较为了解，下面就记述几段我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与大家分享。
要想吃馒头，必须拿猪草换
1978年11月以前，家乡惠民县淄角镇实行“人民公社”体制，生产大队下设生产小队，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分配按劳取酬，也就是常说的“大锅饭”，生产效率相当低下。
我们隋家村分为4个生产小队，每个队召集社员下地干活，以敲钟为号。每天上工前都需要敲3-4遍钟，才能把人召集起来，再慢腾腾地到地里干活；每天上午、下午劳动时间分别为2-3个小时。那时候，干活出工不出力，中间还必须休息一阵子，有人形容这种现象叫“上工磨，下工戳，自留地里干好活”。
生产队生产水平相当落后，队里有几头牛、一两辆胶皮箍轮拉车就算不错了。农村学校每年放两次假，就是让孩子们回家参加劳动。我最爱干的农活是和大人一起赶着牛车给生产队拉庄稼。上年纪的人赶车，我爬到车顶上，负责摆放好大人们扔到车上的庄稼。装完车后，我坐在高高的车上，老牛拉车慢悠悠走着，很是惬意。
公社时期，干部群众都为吃不饱肚子发愁。隋家村360多口人，总耕地大约1100亩，分为4个生产小队，人均产粮460斤左右，除完成交售公社的统购任务，再留足来年的种粮，全年人均分配粮食300多斤。但是，这只是个理论数字，那时“粮食不够瓜菜凑”。
一般的生产队夏季人均分配小麦10—20公斤，秋季粗粮也就80多公斤，主要是靠吃萝卜、红薯维持生活，只有过年和来了重要亲戚才能吃顿水饺或馒头。有的农户男劳力多、饭量大，更吃不到白面了，他们分了小麦后，直接兑换成地瓜干。1公斤小麦兑换4公斤左右地瓜干，地瓜干可以煮着吃，免去了加工的麻烦。
我家7口人，父亲在外地当老师，全家只有母亲参加生产劳动。母亲作为女劳力，干一天农活只能挣8分，比男劳力少挣2分。所以，按工分分的粮食达不到平均数，生活更是紧巴。我清楚地记得，十几岁时，家里有重要客人要招待，蒸了一锅馒头，我想吃个馒头，可老人不让吃，让我先到地里打一篮子猪草才能吃。用猪草换馒头的经历让我记忆犹新。
创作《挖肥记》，挖出了个“小名人”
1974年高中毕业后，我回到村里参加劳动。回村一年多后，我担任村团支部书记，并当上了一名民办教师。为了响应公社号召，夏天带领青年割草沤制绿肥，冬天就号召青年扒自家的火炕，争当挖肥料的先锋队。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为了解决农业生产缺少肥料的问题，淄角公社党委号召社员把自家老土炕和灶膛扒了，献给生产队当肥料。公社层层召开动员大会，让群众提高觉悟挖掘肥源。光是开会动员不行，我就想到了一个主意：自编一出小戏让村里人演出，引导社员扒炕献给生产队做肥料。
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儿，我竟编写出了一个有三个人物的独幕剧脚本，戏名就叫《挖肥记》。大体剧情是：思想进步的女青年响应公社号召，要把家里土炕扒了给生产队当肥料，母亲坚决不同意，经过女儿和父亲做思想工作，母亲终于想通了，顺利地把土炕扒掉当了肥料。
我们村多年前就传唱东路棒子，但当时会唱的演员所剩无几。听说又要唱戏，大家热情高涨，经过艰苦排练，自编自演的这出东路棒子《挖肥记》上演了，引来一片叫好声。
没想到一唱成名。《挖肥记》说的是发生在身边的事，符合当时生产形势，又是地方特色剧种，得到了公社主要领导的赞扬，并被推荐参加全县文艺调演。《挖肥记》参加全县演出后，又代表县里参加了惠民地区文艺调演；第二年被地区推荐参加了全省文艺汇演。
当时的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秦和珍接见了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编剧和演员；文艺调演办公室主任俎敏问我多大，我说21岁，她向我竖起了大拇指。从此，我这个农民编剧在当地出了名，都说是公社挖肥料挖出来的“小名人”。
承包破藩篱，家家堆起“金山银山”
1978年11月，我从一名不脱产的临时干部转为国家正式干部，并调到惠民县委工作，见证了农业改革的艰辛历程。
万事开头难，冲破思想牢笼，打破旧的管理模式，谈何容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思想僵化的环境中，改革就像在荆棘丛生的荒野趟出一条路来，各种阻力都有。
首先在机关干部中就遇到了阻力。有人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个别人甚至说：“今日分，明日退，一退退到旧社会。”
农村改革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探索前行。首先，全县试行农活小段包工定额计酬的责任制试验，结果出乎意料，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群众生产积极性和责任心得到极大调动。1979年底，全县四级干部大会对此进行了全面总结推广，群众对改革很满意，有的地方甚至搞了联产计酬责任制，比分段包工更深一步，效果也更好。
县委对深化农村改革充满信心，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派遣到各个大队深入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搞试点实行整体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全县深化农村改革探路并总结经验。
试点工作难度很大，主要是大队、生产队干部思想上不认可。后来，经过思想大讨论和农村试点，逐渐打消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顾虑，惠民县21个公社都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获得了土地经营权，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们村每户平均管理10多亩土地，小麦和秋季作物亩产分别达到了400和500公斤左右，棉花籽棉亩产达到300公斤。“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家家都常年吃上了白面馒头，金黄色的玉米在庭院里和街道旁堆得到处都是。每到卖棉花的季节，拉棉花的牛车、拖拉机排成了一条条白色长龙，场面非常壮观。公社棉花收购站迎接不暇，棉花垛个个堆地像小山一样。那时的农村可谓到处是“金山银山”。
南风吹又起，农民心里暖洋洋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一股强劲的暖风从深圳刮向全国。同年底，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
这个时期，淄角公社已经改为淄角镇。为了改善农业结构，镇党委政府帮助农民贷款筹资建蔬菜大棚，改变了单一种植粮食作物的生产方式，农民开始从有饭吃向有钱花迈进。
这时，我在市委组织部党员电化教育中心工作，专门为淄角镇拍摄了三集电视专题片《今日淄角镇》。这部纪实片采访了时任镇党委书记张士芳、副镇长常进义以及大量蔬菜种植户，用镜头记录了淄角镇党委政府通过政策帮扶、示范引导、专家辅导等措施发展冬暖蔬菜大棚，全镇开花，村村结果，家家致富的故事。
1998年，我还制作了一部电视片《兴福之路》，反映的是博兴县兴福镇大力发展兴镇企业，使当地农民由贫穷到富裕的过程。各级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以“兴福现象”“兴福之路”为题，多次对兴福镇的发展实践进行理论研讨和宣传报道。
“三大件”迭代，政策惠农笑开颜
1999年以后，农村改革向纵深推进，农业政策以保护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支持农民增收、减轻农民负担为主要特征。2006年，在全国范围全面取消农业税。
我作为市直部门抽调的联络员，曾多次被派到邹平县码头镇落实农业政策，工作内容是督促有关部门减少水费、取消农业税、落实“五保”政策和兑现农民种地补贴等。
近几年，我的老家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所谓“冰箱、彩电、洗衣机”这老“三大件”早已成为标配。大多数家庭都有了拖拉机、电动车、小轿车新“三大件”；我们村百十户人家有电瓶车100多辆，轿车30辆左右，大型运输车2辆，大型收割机等6台。生产条件变化更大，不仅村村通了沥青或水泥路，街道和生产路都全部硬化。
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每家都有互联网，网上购物、网上开店在农村屡见不鲜；旱厕改造、绿化街道、清洁能源已经变为现实；60岁以上老人每人按月领取生活补贴。文化生活也和城里人没有区别，村民每天在文化广场跳健身操、广场舞，我们村由企业赞助的“隋家春节文艺联欢会”已经举办了三期。
（作者系市质监局退休干部，现为市质监局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
要想吃馒头，必须拿猪草换
1978年11月以前，家乡惠民县淄角镇实行“人民公社”体制，生产大队下设生产小队，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分配按劳取酬，也就是常说的“大锅饭”，生产效率相当低下。
我们隋家村分为4个生产小队，每个队召集社员下地干活，以敲钟为号。每天上工前都需要敲3-4遍钟，才能把人召集起来，再慢腾腾地到地里干活；每天上午、下午劳动时间分别为2-3个小时。那时候，干活出工不出力，中间还必须休息一阵子，有人形容这种现象叫“上工磨，下工戳，自留地里干好活”。
生产队生产水平相当落后，队里有几头牛、一两辆胶皮箍轮拉车就算不错了。农村学校每年放两次假，就是让孩子们回家参加劳动。我最爱干的农活是和大人一起赶着牛车给生产队拉庄稼。上年纪的人赶车，我爬到车顶上，负责摆放好大人们扔到车上的庄稼。装完车后，我坐在高高的车上，老牛拉车慢悠悠走着，很是惬意。
公社时期，干部群众都为吃不饱肚子发愁。隋家村360多口人，总耕地大约1100亩，分为4个生产小队，人均产粮460斤左右，除完成交售公社的统购任务，再留足来年的种粮，全年人均分配粮食300多斤。但是，这只是个理论数字，那时“粮食不够瓜菜凑”。
一般的生产队夏季人均分配小麦10—20公斤，秋季粗粮也就80多公斤，主要是靠吃萝卜、红薯维持生活，只有过年和来了重要亲戚才能吃顿水饺或馒头。有的农户男劳力多、饭量大，更吃不到白面了，他们分了小麦后，直接兑换成地瓜干。1公斤小麦兑换4公斤左右地瓜干，地瓜干可以煮着吃，免去了加工的麻烦。
我家7口人，父亲在外地当老师，全家只有母亲参加生产劳动。母亲作为女劳力，干一天农活只能挣8分，比男劳力少挣2分。所以，按工分分的粮食达不到平均数，生活更是紧巴。我清楚地记得，十几岁时，家里有重要客人要招待，蒸了一锅馒头，我想吃个馒头，可老人不让吃，让我先到地里打一篮子猪草才能吃。用猪草换馒头的经历让我记忆犹新。
创作《挖肥记》，挖出了个“小名人”
1974年高中毕业后，我回到村里参加劳动。回村一年多后，我担任村团支部书记，并当上了一名民办教师。为了响应公社号召，夏天带领青年割草沤制绿肥，冬天就号召青年扒自家的火炕，争当挖肥料的先锋队。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为了解决农业生产缺少肥料的问题，淄角公社党委号召社员把自家老土炕和灶膛扒了，献给生产队当肥料。公社层层召开动员大会，让群众提高觉悟挖掘肥源。光是开会动员不行，我就想到了一个主意：自编一出小戏让村里人演出，引导社员扒炕献给生产队做肥料。
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儿，我竟编写出了一个有三个人物的独幕剧脚本，戏名就叫《挖肥记》。大体剧情是：思想进步的女青年响应公社号召，要把家里土炕扒了给生产队当肥料，母亲坚决不同意，经过女儿和父亲做思想工作，母亲终于想通了，顺利地把土炕扒掉当了肥料。
我们村多年前就传唱东路棒子，但当时会唱的演员所剩无几。听说又要唱戏，大家热情高涨，经过艰苦排练，自编自演的这出东路棒子《挖肥记》上演了，引来一片叫好声。
没想到一唱成名。《挖肥记》说的是发生在身边的事，符合当时生产形势，又是地方特色剧种，得到了公社主要领导的赞扬，并被推荐参加全县文艺调演。《挖肥记》参加全县演出后，又代表县里参加了惠民地区文艺调演；第二年被地区推荐参加了全省文艺汇演。
当时的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秦和珍接见了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编剧和演员；文艺调演办公室主任俎敏问我多大，我说21岁，她向我竖起了大拇指。从此，我这个农民编剧在当地出了名，都说是公社挖肥料挖出来的“小名人”。
承包破藩篱，家家堆起“金山银山”
1978年11月，我从一名不脱产的临时干部转为国家正式干部，并调到惠民县委工作，见证了农业改革的艰辛历程。
万事开头难，冲破思想牢笼，打破旧的管理模式，谈何容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思想僵化的环境中，改革就像在荆棘丛生的荒野趟出一条路来，各种阻力都有。
首先在机关干部中就遇到了阻力。有人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个别人甚至说：“今日分，明日退，一退退到旧社会。”
农村改革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探索前行。首先，全县试行农活小段包工定额计酬的责任制试验，结果出乎意料，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群众生产积极性和责任心得到极大调动。1979年底，全县四级干部大会对此进行了全面总结推广，群众对改革很满意，有的地方甚至搞了联产计酬责任制，比分段包工更深一步，效果也更好。
县委对深化农村改革充满信心，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派遣到各个大队深入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搞试点实行整体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全县深化农村改革探路并总结经验。
试点工作难度很大，主要是大队、生产队干部思想上不认可。后来，经过思想大讨论和农村试点，逐渐打消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顾虑，惠民县21个公社都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获得了土地经营权，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们村每户平均管理10多亩土地，小麦和秋季作物亩产分别达到了400和500公斤左右，棉花籽棉亩产达到300公斤。“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家家都常年吃上了白面馒头，金黄色的玉米在庭院里和街道旁堆得到处都是。每到卖棉花的季节，拉棉花的牛车、拖拉机排成了一条条白色长龙，场面非常壮观。公社棉花收购站迎接不暇，棉花垛个个堆地像小山一样。那时的农村可谓到处是“金山银山”。
南风吹又起，农民心里暖洋洋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一股强劲的暖风从深圳刮向全国。同年底，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
这个时期，淄角公社已经改为淄角镇。为了改善农业结构，镇党委政府帮助农民贷款筹资建蔬菜大棚，改变了单一种植粮食作物的生产方式，农民开始从有饭吃向有钱花迈进。
这时，我在市委组织部党员电化教育中心工作，专门为淄角镇拍摄了三集电视专题片《今日淄角镇》。这部纪实片采访了时任镇党委书记张士芳、副镇长常进义以及大量蔬菜种植户，用镜头记录了淄角镇党委政府通过政策帮扶、示范引导、专家辅导等措施发展冬暖蔬菜大棚，全镇开花，村村结果，家家致富的故事。
1998年，我还制作了一部电视片《兴福之路》，反映的是博兴县兴福镇大力发展兴镇企业，使当地农民由贫穷到富裕的过程。各级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以“兴福现象”“兴福之路”为题，多次对兴福镇的发展实践进行理论研讨和宣传报道。
“三大件”迭代，政策惠农笑开颜
1999年以后，农村改革向纵深推进，农业政策以保护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支持农民增收、减轻农民负担为主要特征。2006年，在全国范围全面取消农业税。
我作为市直部门抽调的联络员，曾多次被派到邹平县码头镇落实农业政策，工作内容是督促有关部门减少水费、取消农业税、落实“五保”政策和兑现农民种地补贴等。
近几年，我的老家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所谓“冰箱、彩电、洗衣机”这老“三大件”早已成为标配。大多数家庭都有了拖拉机、电动车、小轿车新“三大件”；我们村百十户人家有电瓶车100多辆，轿车30辆左右，大型运输车2辆，大型收割机等6台。生产条件变化更大，不仅村村通了沥青或水泥路，街道和生产路都全部硬化。
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每家都有互联网，网上购物、网上开店在农村屡见不鲜；旱厕改造、绿化街道、清洁能源已经变为现实；60岁以上老人每人按月领取生活补贴。文化生活也和城里人没有区别，村民每天在文化广场跳健身操、广场舞，我们村由企业赞助的“隋家春节文艺联欢会”已经举办了三期。
（作者系市质监局退休干部，现为市质监局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