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14日,作者与母亲在家中合影。

       1949年邹平县奖励劳模大会合影。右侧圆圈内胸佩红花、手持奖状、牵着大牛的是作者母亲。（图片来自《中共邹平地方史·第一集》）

　　70年前，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刚刚响过，邹平县就开始了劳模评选。1949年12月，邹平召开“奖励劳模大会”，我母亲以惟一一个一等奖的成绩获得一头黄牛大奖。这是她一生的骄傲，也是我们这些子女的骄傲。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期间，母亲在久病之后，静静地告别了人世。
　　很多人问，1949年能评劳模吗？大家不知道，邹平解放得比较早。抗战胜利后的内战时期，邹平遭受了还乡团的残害，也饱受与国民党军队的“拉锯战”之苦。但1948年农历二月二（3月12日）那一天，解放军连克邹平、长山、齐东三县城，邹平全境彻底解放。从此，邹平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参军、支前，疏浚杏花沟、漯河等活动，并开展劳动竞赛，发动群众救灾度荒，所以才有了1949年的一大批劳动模范。
　　母亲孙宪恒，1928年出生，属龙。1948年起，在村里任共青团书记，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的外祖父孙守仁是前清秀才，科举废除，他当了一辈子教书先生。母亲在家是小女儿，很受父母疼爱。大概姥爷希望我母亲能够像男子一样有出息，他也接受了一定的新思想，所以按家族的辈分，给母亲取了一个非常男性化的名字。姥爷的家庭，算是一个小康之家。姥爷不会做农活，农忙时节要雇短工帮忙。所以，土改划成分的时候，尽管他积极配合政府，献地献车献宅子，被人们誉为“开明士绅”，但因为有“剥削”行为，家里还是被划了“富农”成分。母亲在姥爷的熏陶下，识文解字，为她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母亲被评为劳模以后，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奖励劳模大会开幕当天，就有记者采访，后来《大众日报》《山东青年报》《山东妇女月刊》等都有报道。那时候邹平还隶属渤海行署清河专区，她被邀请到各地去演讲，先后去过惠民、滨县、博兴、桓台等几个县。当时刚刚解放，潜藏的特务、流散的匪兵常常袭击政府工作人员。为了保证安全，母亲每次出去，县政府都给她派上勤务员当警卫，还佩带着枪支。交通也不方便，有时候坐马车，有时候就得步行。不久，母亲又被评为清河专区劳动模范。
　　1950年2月，邹平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母亲作为青年代表和劳动模范代表出席会议，姥爷也以开明士绅的身份出席会议，父女两人同时参会，一时传为美谈。9月，邹平县人民法院成立，母亲以其名望，被聘为专职陪审员。1951年被录用为民事审判员，成为共和国第一代法官。
　　母亲在法院工作期间，经历了共和国法治建设史上一个辉煌的开端，国家陆续颁布了《婚姻法》《土地改革法》《惩治反革命条例》等法律法规。那时候，区乡级没有法庭，但为了方便群众，法院设立了巡回法庭，到基层去办案。其间，母亲学会了骑自行车，经常与同事们骑车去处理案件，调解纠纷。为了处理案子，他们往往起早贪黑，披星戴月，甚至废寝忘食，为共和国最初的法制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我出生于1955年，是家里长子，那时候应该是我们小家庭最好的时光。虽然母亲经常笑说我出生得不是时候，因为那一年国家开始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我出生以后“公家”不会直接给我分配生活物资了。但父母都有工资，相对来说工资挺高，生活还是很幸福的。我喜欢喝奶粉和炼乳，经常讨要，那可是一般家庭供应不起的。
　　命运的转折是在1958年。1957年6月，“整风”转为所谓的“反右派斗争”，后来被严重地扩大化，有50多万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我的父亲王聿水，是个老革命。1945年，他跟随在八路军当兵的哥哥（我的伯父王聿河）到“耀南中学”去读书，不久因为形势的变化，他们全校师生“集体参军”，成了八路军战士，那一年他刚刚16岁。1951年，他转业到地方，被分配到邹平县卫生院工作。1952年邹平中学（后来的邹平一中）建立，他被选派去当校医。1958年，搞所谓“整风补课”，继续进行反右派斗争。邹平一中打右派数量不够，父亲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补”成了右派分子。
　　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母亲被要求离开法院，到百货公司去工作。由一个人民法官去当售货员，她思想上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领导建议她提请离职。那时候，农村搞得轰轰烈烈，“一大二公”，集体吃食堂，在农村不是也很好吗？于是，母亲带着我和二弟，还怀着三弟，失落、忐忑又满怀憧憬地回到了老家。
　　刚回家的一年，集体有大食堂，吃饭不要钱，情况还可以。但因为“共产风”，1958年农业“丰产不丰收”，集体和个人都没有什么积蓄。1959年开始，邹平旱灾、涝灾、蝗灾相继发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吃不饱，饿肚子，是我那个年代最重要的记忆。我记得吃过谷糠、地瓜秧，甚至玉米芯、棉籽皮，树皮和野菜算得上是美食了。为了让几个孩子活命，母亲把姥姥接过来看着我们，自己跟着几个乡亲，跑到临沂山区去换粮食。记得母亲拿去了两条毛毯、我父亲的一块罗马牌手表，总算扛回来几十斤粮食，让我们兄弟不至于饿死。1962年，父亲经过甄别，摘掉了右派帽子，但还是不宜于在学校工作，被要求离职回原籍。
　　母亲很达观也很乐观，从没有对任何人任何事有过埋怨。直到现在，我还常常记起母亲抱着妹妹给我们唱儿歌的情景。“小汽车，咩咩地响，上头带着共产党。共产党，打老蒋，打得老蒋没处藏。藏在床底下，露着大尾巴”“月明奶奶，好吃韭菜”“小老鼠，上灯台”。这些都是跟着母亲学的。母亲还喜欢唱歌，像《小白菜》《北风吹》等歌曲，她唱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我们都学会了。
　　1978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了由统战部牵头五部联署的关于给右派分子平反的《实施方案》，后人称之为“解放55万人的55号文件”。父亲因为这一文件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工作，1981年办理离休。母亲不久也落实了政策，1985年退休。
　　晚年的母亲，一点也没闲着。我们兄妹五人，每人生了一个儿子，大妹妹还有一个女儿，六个孩子都是母亲一个人抱大的。2011年，母亲下台阶踩空，不幸摔断了左腿股骨，从此生活质量大大下降。2017年下半年，母亲开始长时间卧床，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知道，这已经是母亲的桑榆晚景，我能陪伴母亲的时日不多了。
　　母亲神智一直很清醒。直到前几天，我还故意问她我的出生时辰，我姥爷、舅舅的姓名、年龄，她都能准确地说出来。
　　今年“五一”节前两天，母亲开始莫名其妙地拉肚子，复而开始清醒，我知道情况不好了。我给弟弟妹妹们打电话，要他们尽早回来，老娘快不行了。
　　5月1日这天，母亲平时宁静的气息开始变得粗重，仔细辨别，出来的气息比吸入的气息多，我知道，母亲要走了。我坐在母亲床前，静静地守候着。恰好有朋友发微信，约我出去吃饭，一起过节。我说我没法如约了，我正在看着母亲生命的火烛渐渐地熄灭。打完这几行字，我禁不住泪如雨下。
　　母亲睁着眼睛，看着这个曾经让她辉煌快乐也叫她失落痛苦的世界，没有任何表情。轻轻地，从嘴角吹出一口气，母亲闭上眼睛，安详平静地停止了呼吸，是所谓仙逝吗？我看了看手机，十点零八分。共和国的劳动模范，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离世，难道是天意吗？信佛的大妹妹领着小妹妹与子侄们为母亲诵经守灵，我走了出来。
　　我走到门外，看到的是万里晴空。暮春和煦的暖风吹拂着，多好的日子！母亲给我们选了一个好日子，出殡时不让我们受苦。我想，母亲去往天堂的路上，也一定不会有坎坷。
　　作者简介：王忠修，1955年11月生，山东邹平人。原鲁中职业学院高级讲师，山东省语言学会会员，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常务理事。多年来致力于语言教学与地方文化研究，有多种论著出版或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