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吉成
　　本报7月7日6版刊发《英勇抗日血沃神州英雄已逝精神长存—王博昌烈士牺牲时间地点校正》一文，对王博昌烈士的牺牲时间、地点进行了辨析勘误，今日刊发此文则从烈士成长转变角度，全面梳理回顾了王博昌烈士短暂却又壮丽的革命生涯，让我们对这位可敬的烈士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他对革命事业的矢志不渝，对敌斗争时的坚贞不屈与视死如归，必将激励后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了人民事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续奋斗。
　　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南小清河（东西流向）与张北公路（南北走向，贯穿淄博市和滨州市）交会处有一座桥——博昌桥，很多人不知道它的来历。
　　今年七一前夕，博兴县博昌街道党工委、滨州学院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所、滨州市传统文化促进会、诗词学会联合举办了“红色基因代代传——王博昌烈士纪念活动”。一位博兴籍诗词爱好者写诗叹曰：“年年路过博昌桥，不识博昌本英豪。建党百年忆英烈，三躬英魂到碧霄。”红色基因需要代代传。
　　王博昌（1906—1938）,原名王汉儒，字杰三。1930年北平朝阳大学毕业，回到博兴后任博兴师范讲习所所长，193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博兴县早期共产党员，是1930年代博兴县抗日爱国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32年博兴“八·四”暴动时任中共博兴后备县委书记。1934年11月，由于叛徒出卖，王博昌在潍县被捕，被关押在国民党济南第一监狱。“七七事变”后，作为“政治犯”于1937年10月被国民党释放。1938年10月，王博昌带领的博兴人民抗日志愿军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纵队第八支队十三大队六十八中队，王博昌调任十三大队政委。王博昌为博兴县党组织的创立发展及博兴县抗日武装的建立作出了卓越贡献。
　　王博昌7岁进私塾，15岁考入济南正谊中学读书。他勤奋好学、生活俭朴、成绩优良，尤其善长诗赋，深得同学们的赞誉和老师的赏识。1925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中国最优秀之法律学校”北平朝阳大学。王博昌不仅系统地学习了法学、经济等专业知识，还在思想上受到新文化运动、新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思想，对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及其形成的根源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决心为改变这种现状而奋斗。
　　1928年，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毕业的刘顺元（与王博昌、北京大学法律学子王绍堂被称为“博兴三才子”）回到博兴，建立起国民党博兴县党部，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早就与刘顺元相识的王博昌暑期回到博兴，参加了博兴的农民运动。王博昌与刘顺元、王星九等组织数百名群众在县城文庙前召开抗税大会，又率领愤怒的群众直奔县政府大堂，迫使县政府取消了任意加征的农业税。
　　1930年6月，王博昌大学毕业回到博兴。这时的王博昌已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书籍，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政治主张表示失望和反对，向往苏联式的社会革命。1931年初，王博昌与马千里结伴到青岛找到刘顺元，得知刘顺元经周恩来批示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当即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6月，在建党10周年之际，在王博昌家中，王博昌和马千里经刘顺元介绍举行了入党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中共博兴特支成立，全县已发展有12名党员。当时，王博昌还是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博兴师范讲习所所长。此后，他以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和讲习所所长的公开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讲习所成为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
　　九一八事变后，为激发学生的抗日救国热情，王博昌奋笔撰写了《奎山晚照》:“云霞散彩，雾漫横空，整好坚甲砺刀兵。收拾些残枝败叶，准备着抗秋风!”他还请音乐教师为这首词谱曲，作为校歌让学生们传唱。他经常亲自为学生讲述抗日救国的主张，号召学生们“冲历史之桎梏，挽民族之危亡!”
　　1931年10月，济南中等学校联合发出的《告全国父老书》和《告山东学生书》传送到博兴，师范讲习所的学生们更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博兴党组织看到时机已经成熟，决定领导师范讲习所的学生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王博昌作为所长不便公开出面，就暗中支持学生开展革命活动。
　　1932年3月，中共博兴县委成立，为便于在城区和教育界开展党的工作，县委决定成立博城党支部，王博昌任支部书记。博城党支部领导师范讲习所、县立第一小学和城关等处党组织。王博昌经常聘请共产党人刘顺元、张静源等到师范讲习所、县立第一小学等学校讲授革命理论，传播马列主义。这两所学校成为博兴县宣传马列主义的重要阵地和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从这两所学校走出了李震、张竹天、郝子乔、韩枫、李干、刘作衡等一批德才兼备的军事将领和领导干部。
　　1932年8月4日，根据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中共博兴县委组织领导了轰袭烈烈的农民暴动。暴动前，县委决定，成立以王博昌为书记的后备县委。王博昌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暴动，但也为暴动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他号召党员教师以多交党费的形式筹集了部分暴动专用资金，与蔡秉虔商议，以为师范讲习所和一小购置试验仪器为名，向教育局借款1000多元，购置了暴动专用军事用品。
　　1932年8月4日晚，博兴农民暴动爆发。由于暴动是在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省委指导下进行的，加之省委派来的领导人张鸿礼既不懂军事又无远见，致使轰轰烈烈的博兴农民暴动被韩复榘派兵镇压失败。李天佑等共产党人先后被捕，壮烈牺牲。
　　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后备县委在王博昌的领导下继续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他们首先与省委巡视员王云生取得联系，并商定了县委与省委的通信联络办法。正当后备县委着手秘密开展革命活动的时候，倾向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互济会员、国民党博兴县党部执委窦堉任从济南秘密传来了国民党将通令逮捕王博昌、蔡秉虔、晋吉清等共产党人的消息。王博昌等闻讯后立即隐蔽起来。
　　王博昌先后到过北平、济南等地寻找党组织，1934年又到潍县，在王绍堂的帮助下，一家三口(妻子和女儿)租了一间民房安顿下来。王博昌在潍县火车站摆一茶水摊，以卖水为名，边挣钱糊口，一边寻找党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打听、寻找，王博昌结识了潍县中心县委书记乔天华。后来，经孙蓬南介绍，两人才明确了身份。就在王博昌找到党组织，计划重新开展革命活动的时候，他与乔天华于1934年11月因叛徒出卖被捕。
　　王博昌和乔天华被捕后，被押送到济南，关押在国民党山东省第一监狱。在狱中，他受尽酷刑，毫不屈服。他和乔天华一起联络狱中党员成立了临时党组织，推选乔天华为负责人，王博昌等为副职。他们针对狱中对政治犯规定的一不准看书报、二不准写文章、三不准相互串联的“三不”政策，领导开展了狱中斗争。最终，迫使敌人作出了让步，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王博昌作为“政治犯”于1937年10月被释放。1937年11月，鲁东工委组织委员张文通来到博兴，向王博昌、蔡恩溥等共产党员传达中共北方局太原会议精神，责成王博昌等人着手恢复博兴党组织。随后，筹建了中共博兴县整理委员会，王博昌负责审查恢复“八四”暴动失败后失去联系党员的组织关系。
　　1938年春，中共博兴县整理委员会组建“博兴县抗日人民志愿军”，在王博昌、陈竹村的领导下，战斗在博兴地区。1938年5月，中共清河特委成立。6月，清河特委青年部长杨涤生在博兴县西郑村召集召开博兴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决定恢复建立中共博兴县委，王博昌任书记。
　　1938年9月，国民党别动总队第十三支队司令周胜芳联合高苑县地方武装朱仲山部，经常围剿博兴县抗日人民志愿军。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阴谋，县委书记王博昌、志愿军大队长陈竹村决定将部队开往临淄。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胶济铁路沿线各县城。面对急剧恶化的形势，中共清河特委根据上级指示，在苇子河村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由清河特委书记霍士廉和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主持，临淄、寿光、广饶、长桓、益都、博兴等地的县委书记，以及高苑、桓台、长山等地的共产党员百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传达了省委书记郭洪涛关于《目前战争形势及我们当前任务》的报告，研究部署了发展武装、建立群众抗日团体、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等各项任务。王博昌带领的博兴人民抗日志愿军在临淄苇子河与八路军第八支队会合，后改编为八支队十三大队六十八中队，王博昌调任十三大队政委。六十八中队与八支队十一大队队长高文兰率领的两个中队共计160余人，一起在临淄县西部地区开展对敌斗争。
　　同年11月，八支队奉命调往鲁南，王博昌率领大队人马向胶济铁路挺进。11月9日，王博昌带一个连队到达临淄区凤凰镇六天务村时，看到村内没有什么情况，便向南急速进发。不料，出村2公里就与从张店开来的大股日军遭遇。王博昌带领部队奋勇冲杀，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敌包围。王博昌当即决定自己带领5名战士负责掩护，其他人员突围转移。在激战中，王博昌壮烈牺牲，年仅32岁。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渤海军区军民全力以赴支援前线，为将前线急需物资快速运输到位，渤海军区官兵将博兴县南小清河与张北公路交会处的木桥进行了重修。因为博兴在西汉时曾置博昌县，而且该桥于1932年在王博昌等人的倡捐下加固重修过，陈竹村等人提议将此桥命名为“博昌桥”。后经山东省委批准，正式命名为“博昌桥”。
　　后昆未忘初心志，铺就通途忆博昌。博昌桥，一座红色的桥，代代传颂的桥。
　　（作者单位：滨州学院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所）王博昌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