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在我们鲁北农村，人们习惯把春节文娱活动叫“闹玩艺儿”。这是多少年来形成的习俗了。不论年头好歹，不管年丰年贱，闹玩艺儿是“必须的”。虽然乡亲们自嘲为“穷开心”、“穷乐活”，还调侃“黄狗爬在墒沟里，不獾，装欢”。但一旦哪个村没有锣鼓、唢呐、丝竹之声。把年过成了“聋子”、“哑巴”之年，不仅遭到本村人的不满、抱怨，就是邻村的群众也看不起，送你一句“全村没有一个治事的人”，这还是好听的，厉害的会甩上一句“阖庄就没有一个站着尿尿的！”
　　春节闹玩艺儿是节庆群众性的自娱自乐，田野村夫，满头高梁花子的泥腿子庄稼老粗，既没有名人高师指点，也没有工夫排练，那玩艺儿闹得能好到哪里，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俗话说：“自己扎花自己戴，自家的孩子自己爱。”乡亲们年年如此，却照样玩得开心，看得乐活。
　　那时闹玩艺儿都是演像“王小赶脚”“小姑贤”“井台会”这类传统的小型地方吕戏。随着年代和形势的变化，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村排演了一出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戏——“夺印”。这是一部成本大套，多人物、多场次的大型现代剧目。这类时装戏，对我们这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村而言，不只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简直就像现在的农村建筑小包工队在城里承揽了一项盖高楼大厦的大工程。况且那时的农村由于受旧思想的影响，闹玩艺儿全是大老爷们一统天下。扭秧歌、踩高跷、跑旱船的场子，那么广阔，唱戏的戏台扎得那么宽大，也没有妇女的站脚地儿。本来庄小人少，梢瓜打驴，去了一半，对演员不仅没了挑选的余地，就是把庄里的另一“半天”的秕皮瞎眼、歪瓜裂枣，不管茅子土蒌酸都敛摞上滥芋充数，还捉襟见肘哩！
　　不用说，闹玩艺儿的女主角全由大老爷们演了。人们常说，人是衣裳，马是鞍，台上的戏角儿靠装扮。大老爷们反串女角，演传统古装戏靠浓妆艳抹、行头打扮还可以掩饰，但演现代戏就纸里难包火了。尤其再让长年累月接受风吹日晒、粗手大胳膊撸锄把子的庄稼汉反串女人，那形象，可真有点滑天下之大稽了。就更别说一张嘴，那粗喉咙破锣似的大噪门了。
　　有句老话，演戏不像，不如不唱。就为演“夺印”，单那剧中的几个女角色，就把揽头（称闹玩艺儿的负责人或导演）士林叔给难为得够呛。记得剧中有一个反面女角色叫兰菜花，如按传统古装戏妆扮，以“小姑贤”中刁氏这类丑旦的扮妆就行了，但现代戏中的兰菜花毕竟不是旧社会的恶婆婆，虽然士林叔在演员的挑选和妆扮上费了心思，但烂石堆里终究找不出璞玉，朽木更是难雕成器，就为把一个五大三粗、黢皮拉草的庄稼大老爷们打扮成当代社会的半老徐娘，士林叔那个上心啊，每次出场不是上瞅瞅，就是下看看，摸摸头饰，扯扯衣裳。有一次演出，为使这一角色更女性化，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更性感些，他竟别出心裁地从家里拿来了两个棒子面饽饽，揣进了角色的前胸，以突显兰菜花那丰满性感的乳房。但演员的动作太张扬，一不小心，两个饽饽竟从身上滑落下来，闹了个就地满场滚，这被台下跟着主人看戏的一只大黄狗看见了，立马窜上台去，也不顾我主人的极力阻拦，叨起饽饽冲到台下，逃之夭夭了。这一情景，引起台下全场一阵爆笑，真没想到，士林叔的良苦用心，竟闹了个弄巧成拙袍子倒个大夹袄的笑话。
　　我记得还有一次，那年村里演吕剧“王定保借当”县官审讯王定保的第四场就要开幕时，扮演赵县官的希顺哥在后台突然不见了。这下可把士林叔给吓坏了，常言说，救场如救火，急得士林叔在后台抓天撩地地喊啊，此时希顺哥因拉肚子正蹲在后台一旁的茅房里呢。听到喊声，他心里话，“坏了！”也顾不得肚子疼了，立马起身提上裤子，心急火燎地跑到后台，大声喊了声“升堂！”就急当马活地出场了。正冠、撩袍、落座后，对着跪在案前的王定保手持惊堂木在桌上一拍，原本的台词是“堂下，姓氏名谁，家住哪里？”只因慌里慌张地急于上台，武大郎敲鼓蒙了点子，竟脱口说出了“王定保，你叫什么名字？”这突如其来的发问，使扮演王定保的二秋子打了个愣怔，幸亏二秋子生性机敏幽默，立马答道“大老爷，你是问我的小名（乳名）吗？”希顺哥这时也已镇静下来了，立即答道：“正是”。“大老爷，我叫二秋子啊！”一个拖长音叫板，伴奏响起，化险为夷。戏照常演了下去。一场极为尴尬啼笑皆非的窘状，在希顺哥和二秋子灵活机智的应对下，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而且是天衣无缝，妙趣横生。
　　回忆起那时春节闹玩艺儿，不管外村和本村的演出，经常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瑕疵和纰漏。但善良、淳朴、热情、宽厚的乡亲们，从不台下起哄、叫倒好、喝倒彩、拍倒掌，别说向台上扔东西了。总是善解人意的体谅说，庄稼玩艺儿嘛，演得不赖。闹玩艺儿所营造的节庆气氛，给人们带来的开心乐活就够了，至于那些破绽、瑕疵，倒成了乡亲们流传至今，茶余饭后、乐此不疲的谈资、笑料和“佳话”哩！
　　（作者单位：滨州市滨城区秦皇台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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