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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诚的“文学使者”
张富英当年在山东《作家报》工作时我们就是很好的朋友，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文学领域耕耘，做着有意义的工作。这本评论集实为一本序文的合集，集合了张富英多年来为众多文友和文学爱好者们所作的序文。读这本评论集，很容易被富英多年来持之以恒的文学阅读所震撼，序文虽不长，但每一篇序文背后都是一部厚厚的作品，每一篇序文背后都是漫长的阅读和心灵的跋涉。
仔细阅读这些长短不一的序文，可以发现，在张富英这里，写作序文不仅仅是一个“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过程，同时也是他表达文学思想，参与文学建构的一种独特方式。他通过写作序文鼓励作者，交流文学体验，也通过序文表达他的文学观念和立场。
张富英为之作序的这些作者，大多为生活在基层的文学爱好者，有教师，有工人，有农民，也有基层官员，这些作者的文学成就也许谈不上多么突出，但他们有着对文学写作的满腔热忱。张富英大量阅读他们的作品，并为之作序，多年来一以贯之，我们从中切实感受到他在面对文学时的那份耐心，面对业余作者时的那份尊重。这些作者有的与他有过深入交流，有的与他素未谋面，但他均欣然提笔，写下他阅读后的所思所感，给作者以参照。多年来，张富英将大量的阅读精力倾注在业余爱好者的作品中，写下了许多有关这些作者和作品的批评文字，可以说，他的目光深入到整个文学机制的底层，用自己的耐心和敏锐，鼓励、发现散落在四处的文学创作者。这样的工作无疑是辛苦而寂寞的，但恰恰因此，显现出他独特的文学立场和自身价值。
在这些序文中，张富英表达最多的是对于众多文学爱好者的真诚鼓励和殷殷期待。如在评论冯赤的散文集《冯赤文选》时，他说道：“冯赤是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丰富学养的，是位难得的能沉下去，并以真心、真情写作的作家。只有这样的作家才会永葆创造力，只有这样的作家的作品才有生命力。”寥寥数语，却给一位写作者送上了最大的肯定和鼓励。
在指出作品价值的同时，张富英往往也会给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如他在给李洁的小说集《赡养纠纷案》的序文中先是说出自己对于作品的肯定，“作家立足自己熟悉的火热生活，关注民生疾苦，爱憎分明，自然会创作出如此多的上乘之作，因而我对作家李洁的创作充满信心。”同时，笔锋一转，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基于此，我再挑剔几点，望李洁先生在今后创作中改进。如人物履历在多次对话中提及，有重复感；情节推进上有时过于琐细；语言太生活化（口语化），影响了作品的文气。此外，罹难、工亡、生命意外……给人物蒙了层虚妄的宿命。”这些意见建议显然是建立在对于该作者作品细致阅读基础上的，从语言到人物再到情节，张富英都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全面而细致。这是张富英面对写作者时一贯的态度，有鼓励，有批评，有表扬，也有建议，无论表扬还是批评，他都从文本出发，力求客观而准确。
另外，通过序文这种特殊方式，张富英也表达了个人对于文学的深刻理解以及自己的文学观。他对于众多作品阅读和评论的过程，也是自己的文学观不断明晰和确立的过程。在面对具体的文本时，我们常常能看到他结合具体作品所表达的具有鲜明个人特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思考，这些零散的碎片化的思考和表达，闪耀着独属于他的智慧火花。如在本书的开篇《文学寄语》中，他就谈及了传统文化以及个体生命的现代化问题，他说“我们的传统文化，这里主要说的是儒家文化，传统文化怎样走向现代化，人的生命自身渐渐地成为我们对生存思考的根本目的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有可能伴随着我们的民族在建设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人的现代化。庆幸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乐感文化，儒家文化在我们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调整着人与人，人与天各种复杂的关系，实现了一种整体和谐。”在这里，张富英谈到了中西方文化的区别，指出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特征在于实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给宋元昊《惊梦红土》的序文中，他谈及了文学如何再现“革命历史”的艺术问题，他说：“文学的解读不仅是再现历史的真实，而是不断地追求一个新时代的审美理想。”在他看来，历史叙事不应是单纯再现历史和叙述故事，而应该赋予作品新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质地，应该努力去建构新的美学范式。这些评述展现了他对于历史叙事的深入思考。类似的表达，在这些序文中俯拾即是。
阅读这些序文，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张富英对于文学的虔诚与热爱。他在有限的时间里阅读了大量作品，写下数量庞大的序文，鼓舞文友，其根本动力还在于他自身对于文学的虔诚和热爱。他将文学视为一种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文学中寻找精神的永恒和自我的价值。他说：“假若文学已成为一种生存方式，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的生活中就有许多人把文学当成了他的生存方式，假若这些人离开了文学，他可能感到自己的精神自由被剥夺了，那么他的生活从此就丧失了意义，人生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了。”“这些人把文学当成了他的生存方式，文学也借助这些人寄宿在活着的生命体身上。”虽然用的是“假若”的句式，但他本人其实就是一个忠实的实践者，他把文学视为生命的一部分，而不是“僧人化缘时手里捧着的钵”。他将文学与自身生命融为一体，在相互交融中衍生出一个具有更高生命品格和价值意义的生命体来。
在当下，中国文学正在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代，新时代文学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文学，是需要更多文学人参与建构的文学。我们不仅需要名家大腕、精品力作，也需要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参与进来，共同建立一个立体的丰富的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文学。这就需要更多的像张富英一样的“文学使者”，深入到最广大的、基层的文学写作者中间，团结一切文学力量，共同汇聚起深广而磅礴的文学动力，共同推动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在此我们也衷心祝愿张富英的文学事业更加蓬勃，期待他为新时代文学发掘更多的文学人才。
（吴义勤：著名文学评论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此文是为《张富英文学评论集》所作的序。）
仔细阅读这些长短不一的序文，可以发现，在张富英这里，写作序文不仅仅是一个“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过程，同时也是他表达文学思想，参与文学建构的一种独特方式。他通过写作序文鼓励作者，交流文学体验，也通过序文表达他的文学观念和立场。
张富英为之作序的这些作者，大多为生活在基层的文学爱好者，有教师，有工人，有农民，也有基层官员，这些作者的文学成就也许谈不上多么突出，但他们有着对文学写作的满腔热忱。张富英大量阅读他们的作品，并为之作序，多年来一以贯之，我们从中切实感受到他在面对文学时的那份耐心，面对业余作者时的那份尊重。这些作者有的与他有过深入交流，有的与他素未谋面，但他均欣然提笔，写下他阅读后的所思所感，给作者以参照。多年来，张富英将大量的阅读精力倾注在业余爱好者的作品中，写下了许多有关这些作者和作品的批评文字，可以说，他的目光深入到整个文学机制的底层，用自己的耐心和敏锐，鼓励、发现散落在四处的文学创作者。这样的工作无疑是辛苦而寂寞的，但恰恰因此，显现出他独特的文学立场和自身价值。
在这些序文中，张富英表达最多的是对于众多文学爱好者的真诚鼓励和殷殷期待。如在评论冯赤的散文集《冯赤文选》时，他说道：“冯赤是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丰富学养的，是位难得的能沉下去，并以真心、真情写作的作家。只有这样的作家才会永葆创造力，只有这样的作家的作品才有生命力。”寥寥数语，却给一位写作者送上了最大的肯定和鼓励。
在指出作品价值的同时，张富英往往也会给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如他在给李洁的小说集《赡养纠纷案》的序文中先是说出自己对于作品的肯定，“作家立足自己熟悉的火热生活，关注民生疾苦，爱憎分明，自然会创作出如此多的上乘之作，因而我对作家李洁的创作充满信心。”同时，笔锋一转，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基于此，我再挑剔几点，望李洁先生在今后创作中改进。如人物履历在多次对话中提及，有重复感；情节推进上有时过于琐细；语言太生活化（口语化），影响了作品的文气。此外，罹难、工亡、生命意外……给人物蒙了层虚妄的宿命。”这些意见建议显然是建立在对于该作者作品细致阅读基础上的，从语言到人物再到情节，张富英都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全面而细致。这是张富英面对写作者时一贯的态度，有鼓励，有批评，有表扬，也有建议，无论表扬还是批评，他都从文本出发，力求客观而准确。
另外，通过序文这种特殊方式，张富英也表达了个人对于文学的深刻理解以及自己的文学观。他对于众多作品阅读和评论的过程，也是自己的文学观不断明晰和确立的过程。在面对具体的文本时，我们常常能看到他结合具体作品所表达的具有鲜明个人特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思考，这些零散的碎片化的思考和表达，闪耀着独属于他的智慧火花。如在本书的开篇《文学寄语》中，他就谈及了传统文化以及个体生命的现代化问题，他说“我们的传统文化，这里主要说的是儒家文化，传统文化怎样走向现代化，人的生命自身渐渐地成为我们对生存思考的根本目的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有可能伴随着我们的民族在建设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人的现代化。庆幸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乐感文化，儒家文化在我们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调整着人与人，人与天各种复杂的关系，实现了一种整体和谐。”在这里，张富英谈到了中西方文化的区别，指出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特征在于实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给宋元昊《惊梦红土》的序文中，他谈及了文学如何再现“革命历史”的艺术问题，他说：“文学的解读不仅是再现历史的真实，而是不断地追求一个新时代的审美理想。”在他看来，历史叙事不应是单纯再现历史和叙述故事，而应该赋予作品新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质地，应该努力去建构新的美学范式。这些评述展现了他对于历史叙事的深入思考。类似的表达，在这些序文中俯拾即是。
阅读这些序文，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张富英对于文学的虔诚与热爱。他在有限的时间里阅读了大量作品，写下数量庞大的序文，鼓舞文友，其根本动力还在于他自身对于文学的虔诚和热爱。他将文学视为一种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文学中寻找精神的永恒和自我的价值。他说：“假若文学已成为一种生存方式，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的生活中就有许多人把文学当成了他的生存方式，假若这些人离开了文学，他可能感到自己的精神自由被剥夺了，那么他的生活从此就丧失了意义，人生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了。”“这些人把文学当成了他的生存方式，文学也借助这些人寄宿在活着的生命体身上。”虽然用的是“假若”的句式，但他本人其实就是一个忠实的实践者，他把文学视为生命的一部分，而不是“僧人化缘时手里捧着的钵”。他将文学与自身生命融为一体，在相互交融中衍生出一个具有更高生命品格和价值意义的生命体来。
在当下，中国文学正在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代，新时代文学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文学，是需要更多文学人参与建构的文学。我们不仅需要名家大腕、精品力作，也需要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参与进来，共同建立一个立体的丰富的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文学。这就需要更多的像张富英一样的“文学使者”，深入到最广大的、基层的文学写作者中间，团结一切文学力量，共同汇聚起深广而磅礴的文学动力，共同推动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在此我们也衷心祝愿张富英的文学事业更加蓬勃，期待他为新时代文学发掘更多的文学人才。
（吴义勤：著名文学评论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此文是为《张富英文学评论集》所作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