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经济发展，最离不开的是政策性工具。如何突破政策困境，让政策生机盎然，发挥出政策的真功夫、硬功夫?笔者以为必须在培育政策环境的土壤上下功夫，没有沃土政策自然发育不良，而培育沃土必须要有诚信、少税、束权三大元素，具体讲来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对诚信讲诚信
　　信，诚也，诚信是一个人的人格和品德，也是一个政府的人格和品德。一个人承诺一件事，然后对这件事践诺，叫诚信；一个政府承诺一件事，然后对这件事践诺，也叫诚信。似乎没有一个人敢公开说自己不诚信，也没有哪个政府敢公开说自己不诚信。所以表面上看来，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政府都是诚信的，但是就是有那么些人、那么些政府是不讲诚信的，那如何使别人相信你是诚信的才是关键。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结果是可怕的，往往越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越是不能完成。虽然你是一个诚信政府，但是投资者以为你现在是或预期你将来是不诚信的，那投资者就要在本来的投资成本上加上一个失信成本，让本来有利的事就变成微利或无利的了，就不会那么大胆的投资了。
　　那如何让人相信政府是诚信的，我认为第一要大胆地喊出“我是讲诚信的”，是向社会公开作出的诚信承诺。第二要建立一套诚信机制，也就是向社会展示对诚信是如何践诺的，这就是对诚信讲诚信。喊出诚信是勇气是气魄，是公开的承诺，这本身就是讲诚信的；代表践诺的诚信机制，要包含从投资者来到投资者走的一套完整的投资撤资管理流程，往细里讲就是要有投资合同的专家评审、法制审核等程序和投资手续帮办制度、绿色通道规定、政府监管服务规则以及投资退出办法等，让制度和规则确保我们是对诚信讲诚信的。
　　跳出税收抓收入
　　受“减税降费”政策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出现了大幅下滑。我们必须认识到“减税降费”是国家战略，税收必须要有实质性减少，不减少就不可能实现国家的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目标。也必须认识到，中央的减税降费对地方经济长期来讲是十分有利的，因为当前减的主要是增值税和所得税，中央收入占比都在一半以上，因而等于是中央投资于地方企业。所以一定要坚定不移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让利让税于企业。
　　减税降费让地方财政收入减少了，而政府支出事项却不能减少，过去依赖的任何挖潜增收举措都可能违背中央“减税降费”精神，那地方政府怎么办？笔者以为要跳出税收抓收入，除了要在政府性基金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上下功夫外，最快最好的方式就是融资借贷。有人一听融资就害怕，认为融资给地方财政带来了风险，但如果没有财力保民生、搞发展，就是摆在面前的现实的风险。经济学中有代际分配一说，就是用后代的税收来偿还现在的债务，让后代帮我们渡过现在的难关。我们不能一提风险就吓得想不出办法来。融资最好最规范的办法就是通过省里发地方债，这是最规范的，但是额度太少。除了通过省里发债，还可以运用平台公司来融资，可以发行公司债、企业债等城投类债券，也可以针对专门经营性项目发专项债，也可以通过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非标融资等方式来融资。非标融资的一些条件限制，也可以找窍门突破，比如通过AAA+企业投资项目来融资等。总之，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跳出税收抓收入，就会既能真正通过减税降费让企业增强市场竞争力，又能破解当前捉襟见肘的财政收入困局。
　　针对权力明确权利
　　苛政猛于虎，危害企业和市场最大的是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一个正常的市场运行机制，是会容许企业在法律法规范围内的小过失，是允许企业通过内控制度、市场反馈等自我纠偏的，是不需要行政部门指手画脚、随意干预的。如果一个企业，今天这个部门来检查，那个部门来检查，特别是这些部门本身的管理就是模糊的、人为因素很大的情况下，那么这个企业可能有很大心思用在应对检查上，而不是修补错误上。这不是一个好投资环境的应有之貌。
　　要发展滨州经济，提振投资者信心，不能仅仅是口号上的保护投资者、尊重企业家，必须要有切实措施来防范和约束行政权力的滥用。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明确权利来规范权力，这个权利就是企业家不受随意执法的权利和各类监督的权利。制定市场主体保护制度，向社会宣布在滨州法无禁止即可为，各级行政部门不能随意对企业执法，企业家和其他市场主体也可以对随意执法说“不”，同时要建立健全监察监督、社会监督和新闻监督的一套监督体系，并且要明确行政执法监督的运作流程，比如报备制、公开制、抽查制等。为了将制度落到实处，可以建立行政执法公开公示平台，要求每一项执法前都要录入这套系统。系统会对外展示每个执法部门执法状况，包括执法户次、执法频度等数字指标。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个单位是否滥用权力会从平台反映出来，也许短期内不会但长期一定会。
　　（作者系滨州市税务局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