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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生与《尚书》的当代价值
钱宗武

  中国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文明古国,悠悠五千年。中国的历史主要是通过传世文献记载的,自宋明传承下来的古书可以说汗牛充栋,不可胜数了。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完成抄录的第一部《四库全书》就收录图书3461种79337卷,另有存目书6766种93551卷,共分6144函,总计26000多册。一个人的一生不能穷尽其万一。
  这些文献中最重要的,其实仅有五部,也就是《四库全书·经部》的《书》《易》《诗》《礼》《春秋》。这五部书一般称为“五经”,是华夏文明的核心载体。“五经”中最重要的是《尚书》。
  《尚书》的文本价值和伏生的历史地位
  清代大学者段玉裁认为:“经惟《尚书》最尊。”
  中国最早的史学理论著作、唐代刘知几所作的《史通》早就指出:“观夫文籍肇创,史有《尚书》,知远疏通,网罗历代。”(内篇·人物第三十)
  《史通》还曾指出:“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内篇·断限第十二)
  朱熹的得意门生、南宋大学者蔡沈《书集传·序》指出:“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皆载此书”。
  (一)《尚书》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政史典籍
  《礼记·玉藻》记载古代君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说:“君举必书”,“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西汉学者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解释《尚书》之名,“尚,上也,以尧为上,始而书其时事也。”《尚书》就是“上古的书”。
  《尚书》对于传统文化始创性的论述最为广泛深刻,构建了华夏文明最早的知识体系,是华夏文明一些重要思想、理论、概念、观点的源头。诸如:
  “华夏”一词最早见于《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九州”一词最早见于《禹贡》:“九州攸同。”
  “民本”一词最早见于《五子之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尚书》是传世典籍中最为古老的政史文献,被称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尚书》传承着中华民族的道统、政统和学统,无疑是当代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源泉。
  (二)《尚书》也是人类文明最早的政史典籍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创作的哲学对话体著作《理想国》,主要论述柏拉图心中理想国的构建、治理和正义,主题是关于国家的管理,是西方最早的政治著作。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前480年─前425年)被誉为西方“史学之父”,其《历史》一书又称《希腊波斯战争史》,是西方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历史著作。
  《尚书·盘庚》是经过地下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二重证据证明的真实的政史文献,写作于公元前13世纪,比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希罗多德的《历史》大约早了800年。
  《尚书》也是最早外传的中国典籍,对世界影响深远。20世纪有两位日本天皇的年号即取自《尚书》:裕仁天皇年号“昭和”,取自《尧典》篇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明仁天皇年号“平成”,取自《虞书·大禹谟》篇的“地平天成”。
  (三)伏生是“再造《尚书》”存亡继绝的传灯人
  《尚书》传世文本的定型本或成于秦。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自序》也认为《尚书》“著录本于秦官”。大秦帝国非常重视《尚书》,然而到了秦始皇晚年,为了打击与自己政治观点不同的儒者,压制言论,统一思想,便开始了焚书坑儒。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诏令天下:“非秦记(秦国的史书)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掌握),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处死刑);以古非今者,族(灭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占卜、种植之书。”
  在《尚书》的传播史上,伏生做了四件大事。
  一是保存了西汉初年唯一的《尚书》传本,这个传本是用周秦时代的古文字写的,汉代的人已经认不得了。
  二是伏生用汉代的隶书重新改写了这个周秦传本,编成第一个《尚书》隶书抄写本,这样,人人可以读《尚书》了。
  三是伏生还撰写了解释《尚书》的第一部著作《尚书大传》,人人可以读懂《尚书》了。
  四是伏生用《尚书》作为教材,招收学生,广为传习,《尚书》就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传承下来了。
  所以志书记载:“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明其义。”护住了《尚书》就护住了华夏文化的“命根子”,传习《尚书》就传承了华夏文明的血脉。
  《尚书》的核心价值与智慧的永恒力量
  《尚书》释天道政理,兴废存亡;引导修齐治平,立德立言立功;实为治政之宏规,稽古之先务,修身之典则。
  当下,随着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受重视,《尚书》的现代诠释显现出巨大的张力。作为经典,《尚书》总结的治政经验、历史规律和思想观念,具有时代超越性和真理延续性,其当代价值日益彰显。
  (一)揭示华夏文明始创论述,延续传统文化的学术正脉
  《尚书》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经典,是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以前的原始文化形态,是华夏文明一些重要思想、理论、概念、观点的渊薮。
  如《尚书》开篇《尧典》首节赞颂尧的美德:“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就是儒家“修齐治平”内圣外王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论源头。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二)揭示世道人心的传统内涵,展现《书》学教育的当代价值
  《尚书》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一直是“政治、社会、人生教育的基本教材”。
  《礼记·经解》说:“疏通知远,《书》教也。”《墨子·天志》论《诗》《书》:“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槃盂,传遗后世子孙。曰将何以为?将以识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
  研读《尚书》就要把注意力放在义理的发现上。不仅要读懂《尚书》,还要读通《尚书》。也就是不仅要知道《尚书》的字面意义,还要知道《尚书》的言外之意。
  “习与性成”——《商书·太甲上》记载商朝名相伊尹为了教育好商王太甲,提出“习与性成”的哲学命题,也就是我们俗语常说的“习惯成自然”。
  (三)汲取古老的政治智慧,探求中国特色的治政理念
  《尚书》为“政书”之祖。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称“《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荀子《劝学篇》明言《书》为“政事之纪也”。
  《尚书》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念、原则和方法。诸如:
  《大禹谟》记载舜帝希望大禹处理政事要“舍己从人”。
  《商书·仲虺之诰》仲虺劝诫成汤:“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
  《周书·秦誓》也指出:“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
  《周书·周官》指出;“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
  伏生的文化品格与梁邹的文化基因
  文化品格是文化的一种特有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是文化品性和文化性格的综合体现。个人的文化品格是个人的本质特征,是个人的一种自觉意识和精神风貌。个人的文化品格是由人格决定的。
  伏生的文化品格是伏生直面现实人生的社会活动和学术研究活动所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智慧、品行和精神。伏生的文化品格主要表现为“担当”“执着”“坚苦”。这些已经成为梁邹大地历久弥新的文化基因。
  (一)担当,梁邹的历史精神
  约2500年前,面对《尚书》即将失传、华夏文脉将要中断的危急时刻,伏生勇担“护《书》”“传《书》”的历史重任,以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当下,担当是每个中国人特别是领导干部必备的精神气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责任担当是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素质,并强调,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
  担当精神的内涵包括本职担当、责任担当、大局担当、难题担当、风险担当、使命担当,其特征就是敢于担当责任,敢于直面矛盾;敢于应对风险挑战,敢于爬坡过坎闯关。
  我在看邹平资料时看到,在2022年初邹平市委一届一次全会上,吕明涛书记对新一届班子提出“五个必须”的要求,其中第三个“必须”就是“改进作风勇担当”。
  (二)执着,梁邹的历史性格
  执着,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性格。伏生一生读《书》,护《书》,传《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不悔”。
  邹平市的魏桥创业集团秉承“为国创业、为民造福”信念,坚持发展纺织和铝业两大主业,并把这两个产业做成世界第一;企业于2012年跨入世界500强行列,已经连续十年稳居世界500强行列。
  (三)坚苦,梁邹的历史品质
  晚唐邹平小说家段成式著《酉阳杂俎》,记叙先贤伏生攻读《尚书》十分刻苦,把自己关在阴冷潮湿的石头屋子里,“以绳绕腰领,一读一结,十寻之绳,皆成结矣”。
  伏生这一种坚苦已经潜移默化成邹平的一种历史品质。1987年,邹平工业产值3.4亿元,首次超过农业;2021年工业产值达到3040亿元。35年间,邹平工业经济规模翻了880倍。哪一个企业的创业史和发展史不是一部艰苦奋斗史?
  让我们擦亮“伏生”这张金色的名片,弘扬伟大的历史文化精神,夯牢硬实力,提升软实力,推动现代化富强文明新邹平建设!
  (本文系国际《尚书》学会会长钱宗武教授7月18日在邹平所作学术报告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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