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渤海公安》创刊号出版前后特殊形势及其应对
当年，渤海区面临的斗争形势，尤其是公安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是相当严峻的。
1946年初，我党与国民党签订停战协定并发布停战命令后，在国民党所谓“向匪区后方”进攻的指示下，盘踞在胶济、津浦沿线的残敌及其内部下层军官、兵痞、流氓以及日特分子为骨干，组成小股武装，直接由据点派出，潜入渤海解放区进行突然袭击，完成任务后即返回据点；也有的采取隐蔽游击方式在解放区进行破坏行动。他们散布谣言，蛊惑群众，对渤海区正在进行的减租减息和群众翻身运动进行破坏，造谣说：“八路军靠不住，中央军快打过来了。谁翻身就叫谁掉头！”国民党匪徒们杀人之多、杀人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如用铡刀、开水烫、活埋、水淹、断肢、绳勒……无所不用其极。
1946年5月21日至23日，国民党匪徒在惠民县泊东乡操纵“九宫道”（一反动道会门组织）在19个村庄煽动600余人举行暴乱，杀害我工作人员、村干部、民兵36人；同年秋，匪徒利用青纱帐做掩护，活动更加猖獗，一段时间把齐河、惠民、阳信、滨县等县一部分区中队搞垮，有的被策反投匪，有的据守驻地不能外出，阳信县张集乡20多名乡村干部惨遭匪徒杀害。据不完全统计，仅1946年渤海区被匪徒杀害、俘去的干部、积极分子、军烈属共2049人，其中被杀害的县、区级干部有10多人，如渤海区党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刘岱东、阳信县武装部部长赵振乾等。
当时，渤海区专门成立了剿匪指挥部，由行署秘书长马千里任指挥，时任渤海区党委书记的景晓村兼任政委，统一指挥全区剿匪工作。到1946年底，先后共处决匪徒1348人，匪徒投案自首1890人。至1947年3月，境内匪徒基本肃清（以上参考李晓黎主编《中共渤海区地方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又据中共惠民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编《中共冀鲁边区清河区渤海区党史大事记（1937年7月—1950年5月）》记载：“（一九四八年）六月，禹城惨案（发生）：我驻禹城内的工商局商店、事务所及银行办事处遭国民党匪军偷袭，除损失钱物枪械外，我有5人被害、3人受伤，4人被抓走。禹城惨案后，王耀武在济南叫嚣其‘穿心战术’已成功。我组成联合破案组，将勾匪、窝匪者全部逮捕；齐河解放后，凶犯全部落网。”（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369页）仅此一例，说明《渤海公安》杂志创刊前夕，渤海区治安状况不容乐观。
有鉴于此，《渤海公安》创刊号旨在普及一般公安工作知识，提高干警业务素质，特刊登一些理论读物、介绍国民党“军统”方面知识及相关案例。
首先，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最新指示精神。如君远的《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全文提要·学习笔记》。《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实际上是毛泽东同志在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党中央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中指出：“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但由于该文较长、刊物版面毕竟有限，故只好采取连续刊载“全文提要·学习笔记”的方法，以供全区公安干警深入学习领会党中央最新指示精神，普及一般公安工作知识，提高干警业务素质。
其次，向广大公安干警普及老对手——国民党“军统”的一般性知识，以求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刊《略谈军统》一文，对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这一臭名昭著的特务机关渊源、内部组织架构和戴笠、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特务头子及其罪行简单进行了介绍。考虑到战争年代我公安干警大多是由军队和地方干部中选调、配备，而且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现实，这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业务补课”。
再次，向广大公安干警介绍一些破案成功案例，以吸收经验教训，增强与敌周旋、短期破案本领。如《×城军统组织的破获经过》一文，以案说法，典型引路，简述了渤海区公安干警在破获×城军统组织、起获电台，斩断联络点，审讯特务分子过程中的实际经验。它对从事隐蔽战线的公安干警侦察破案，辨识潜藏隐匿敌特分子大有裨益。又如《一个神水案件的审讯》一文，反映了某地反动道会门利用封建迷信秘密从事反革命活动，拉拢不明真相的群众，企图瓦解我基层政权的阴谋，而我渤海区公安干警斗智斗勇，彻底挫败和摧毁了其反动阴谋，取得了胜利，经验值得推广。
另外，《从禹城事件说起》一文，则今日读来仍觉触目惊心，教训深刻。禹城事件即前文所述“禹城惨案”。据该文记叙：当年“六月二十七日下午，驻禹城城内的工商局商店、事务所及银行办事处，被匪徒洗劫，除损失财物枪械外，并有七名（一说五名）同志牺牲，三位负伤、五人被俘。这是今年夏防开始后一个重大损失。我们公安工作同志除对遇难同志表示哀悼慰问外，深感内疚……”据事后得知，有匪徒30余人携机枪、长短枪若干，化装成我军，并有一部分便衣趁我军调动换防之际，已先一日潜伏在禹城县西南十余里的韩寨，二十七日正午抵达城北岳王庙。后入城控制各要隘，对我工商机关等进行抢劫，一小时后仓皇逃逸。该严重事件最终查明：乃原国民党禹城县县长兼保×团团长王明德（被我军击溃后逃窜至齐河县城盘踞），奉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穿心战术’指示派该团一连长孙发元所为。该文指出其教训最深刻之处在于：我禹城县公安局距匪徒窜扰之处并不远，匪徒化装成我军进城各处并无查防……我公安干警的情报工作为什么对此一无所知？敌人安插在我方的“内线”是谁？！从“禹城事件”及最后破案来看，渤海公安干警们是勇于面对挑战、深刻接受教训并引以为戒的。
作者简介：刘晓焕，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山东党史专家库”专家等职；李强，山东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研究员。
1946年初，我党与国民党签订停战协定并发布停战命令后，在国民党所谓“向匪区后方”进攻的指示下，盘踞在胶济、津浦沿线的残敌及其内部下层军官、兵痞、流氓以及日特分子为骨干，组成小股武装，直接由据点派出，潜入渤海解放区进行突然袭击，完成任务后即返回据点；也有的采取隐蔽游击方式在解放区进行破坏行动。他们散布谣言，蛊惑群众，对渤海区正在进行的减租减息和群众翻身运动进行破坏，造谣说：“八路军靠不住，中央军快打过来了。谁翻身就叫谁掉头！”国民党匪徒们杀人之多、杀人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如用铡刀、开水烫、活埋、水淹、断肢、绳勒……无所不用其极。
1946年5月21日至23日，国民党匪徒在惠民县泊东乡操纵“九宫道”（一反动道会门组织）在19个村庄煽动600余人举行暴乱，杀害我工作人员、村干部、民兵36人；同年秋，匪徒利用青纱帐做掩护，活动更加猖獗，一段时间把齐河、惠民、阳信、滨县等县一部分区中队搞垮，有的被策反投匪，有的据守驻地不能外出，阳信县张集乡20多名乡村干部惨遭匪徒杀害。据不完全统计，仅1946年渤海区被匪徒杀害、俘去的干部、积极分子、军烈属共2049人，其中被杀害的县、区级干部有10多人，如渤海区党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刘岱东、阳信县武装部部长赵振乾等。
当时，渤海区专门成立了剿匪指挥部，由行署秘书长马千里任指挥，时任渤海区党委书记的景晓村兼任政委，统一指挥全区剿匪工作。到1946年底，先后共处决匪徒1348人，匪徒投案自首1890人。至1947年3月，境内匪徒基本肃清（以上参考李晓黎主编《中共渤海区地方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又据中共惠民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编《中共冀鲁边区清河区渤海区党史大事记（1937年7月—1950年5月）》记载：“（一九四八年）六月，禹城惨案（发生）：我驻禹城内的工商局商店、事务所及银行办事处遭国民党匪军偷袭，除损失钱物枪械外，我有5人被害、3人受伤，4人被抓走。禹城惨案后，王耀武在济南叫嚣其‘穿心战术’已成功。我组成联合破案组，将勾匪、窝匪者全部逮捕；齐河解放后，凶犯全部落网。”（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369页）仅此一例，说明《渤海公安》杂志创刊前夕，渤海区治安状况不容乐观。
有鉴于此，《渤海公安》创刊号旨在普及一般公安工作知识，提高干警业务素质，特刊登一些理论读物、介绍国民党“军统”方面知识及相关案例。
首先，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最新指示精神。如君远的《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全文提要·学习笔记》。《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实际上是毛泽东同志在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党中央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中指出：“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但由于该文较长、刊物版面毕竟有限，故只好采取连续刊载“全文提要·学习笔记”的方法，以供全区公安干警深入学习领会党中央最新指示精神，普及一般公安工作知识，提高干警业务素质。
其次，向广大公安干警普及老对手——国民党“军统”的一般性知识，以求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刊《略谈军统》一文，对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这一臭名昭著的特务机关渊源、内部组织架构和戴笠、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特务头子及其罪行简单进行了介绍。考虑到战争年代我公安干警大多是由军队和地方干部中选调、配备，而且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现实，这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业务补课”。
再次，向广大公安干警介绍一些破案成功案例，以吸收经验教训，增强与敌周旋、短期破案本领。如《×城军统组织的破获经过》一文，以案说法，典型引路，简述了渤海区公安干警在破获×城军统组织、起获电台，斩断联络点，审讯特务分子过程中的实际经验。它对从事隐蔽战线的公安干警侦察破案，辨识潜藏隐匿敌特分子大有裨益。又如《一个神水案件的审讯》一文，反映了某地反动道会门利用封建迷信秘密从事反革命活动，拉拢不明真相的群众，企图瓦解我基层政权的阴谋，而我渤海区公安干警斗智斗勇，彻底挫败和摧毁了其反动阴谋，取得了胜利，经验值得推广。
另外，《从禹城事件说起》一文，则今日读来仍觉触目惊心，教训深刻。禹城事件即前文所述“禹城惨案”。据该文记叙：当年“六月二十七日下午，驻禹城城内的工商局商店、事务所及银行办事处，被匪徒洗劫，除损失财物枪械外，并有七名（一说五名）同志牺牲，三位负伤、五人被俘。这是今年夏防开始后一个重大损失。我们公安工作同志除对遇难同志表示哀悼慰问外，深感内疚……”据事后得知，有匪徒30余人携机枪、长短枪若干，化装成我军，并有一部分便衣趁我军调动换防之际，已先一日潜伏在禹城县西南十余里的韩寨，二十七日正午抵达城北岳王庙。后入城控制各要隘，对我工商机关等进行抢劫，一小时后仓皇逃逸。该严重事件最终查明：乃原国民党禹城县县长兼保×团团长王明德（被我军击溃后逃窜至齐河县城盘踞），奉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穿心战术’指示派该团一连长孙发元所为。该文指出其教训最深刻之处在于：我禹城县公安局距匪徒窜扰之处并不远，匪徒化装成我军进城各处并无查防……我公安干警的情报工作为什么对此一无所知？敌人安插在我方的“内线”是谁？！从“禹城事件”及最后破案来看，渤海公安干警们是勇于面对挑战、深刻接受教训并引以为戒的。
作者简介：刘晓焕，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山东党史专家库”专家等职；李强，山东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