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就是母亲的“五七”了。
　　母亲去世这一个月来，我一直恍惚如在梦中，总感觉她老人家没有离去，内心仍似往常一样期待着什么。从前，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回家（母亲的家）去看她，同时也与兄弟和表弟们聚在一起，听年迈的她近两年来不知道跟我们唠叨了百遍千遍的那些话。然而，再当我打开母亲的家门，看到空荡荡的房间和她的遗像，我才不得不面对真正的现实，我再也见不到母亲，也永远不可能再听到她那反复过百遍千遍而让我们有些打怵的唠叨了。
　　母亲1932年5月26日（农历壬申年四月廿一）出生于青岛，外祖父是当时青岛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正报》（亦称《汉文正报》）的创办人吴炳宸（名锡文，字炳宸，以字行），外祖母上官秀英是小学教师。外祖父共有四个女儿，分别取名耀瑜、耀琳、耀琨、耀珣，应是希望她们都是“光耀的美玉”。我母亲本名即吴耀琳。母亲在六岁之前，在青岛度过了她这一生仅有的一段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晚年她曾回到号称“青岛新闻一条街”的青岛肥城路上，看到至今犹在的原曾作为《正报》报馆的那座德式小楼，回忆起她当年居住的房间，零星地找回一些幼时记忆。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外祖父坚决不肯受制于侵略者，坚决拒绝日本人和汉奸的百般拉拢和收买，毅然关闭了报馆，举家回到故乡平度。不到三年，外祖母、外祖父相继病逝，母亲的生活境况由此发生巨大逆转。好在外祖父生前散尽家财，接济过很多乡亲，在家乡积聚了很高名望，因此在外祖父去世后，尽管家道中落，又无男丁支撑，母亲和她的姐妹一家却一直能得到乡亲们的各种周济，在艰难困苦中生存下来。
　　母亲回到故乡时，已届求学年龄，那时外祖母、外祖父因相继患病，只得将她送入村塾就读。母亲天资聪颖，入塾不久就显示出超强的诵读记忆能力，因此深得先生钟爱，甚至经常让她课后教导比她年长七八岁但学习不怎么开窍的大学长（村塾里年龄最大、入塾时间最长的学生）。时隔八十年后，在2019年山东省语委征集民间传统吟诵影像资料的活动中，省语委、山师大和滨州市教育系统的有关老师曾专程为母亲录制她用传统吟诵方法吟诵古诗词的资料，母亲以她抑扬顿挫、声情并茂的吟诵和对当年村塾教育教学方式的清晰追忆、讲解，让我们见识到了她当年在学习上的出类拔萃。然而，或许出众就会伴随骄傲，骄傲就会让人忘却矜持，年幼的母亲很快就因为口快心直，在课堂上不慎把先生比喻成了“驮碑的赑屃”，而生平唯一一次遭受先生用戒尺责罚。尽管先生事后也感觉对他这位钟爱的学生惩戒过重，不仅细心对母亲讲明白了她的唐突是因为对相关知识的懵懵懂懂，并告诫她今后要学会谨言慎行，但这次惩戒对母亲一生的影响极为深刻。后来她在被她的二姨母转托介绍回到青岛、升入寄宿制的国华中学就读时，就为自己另取字“默之”，自此开始以字行。说来也巧，当时母亲二姨家大表哥的恋人名叫吴静之，是当时青岛某官宦人家的千金，每当礼拜天母亲去二姨家遇到她，我的这位大表舅就会戏谑地让这一双一位叫“静之”一位叫“默之”的妹子先“静默”一分钟。且说这位吴静之天生是个情痴，后来世事变故，她与我那大表舅并未成为眷属，但她却执拗地拒绝随家人南逃，终生留在青岛守情一生。直到在她去世后，人们在她独居的小屋内看到的是，四面墙壁上满满都是她所写的我那大表舅的名字，让目睹者叹惋不已。
　　而我母亲与我这位大表舅后来也有个即便是写小说也难构思出来的奇幻离合过程。他们彼此曾三十多年失去联系，母亲退休后，曾让我多方尝试找寻，以至于历经几年，诸多周折，错找数人，仍没有找到我这位大表舅。奇幻的是，此后又过了十年，我这大表舅的儿子竟不自知地闯入了我家。原来，我大表舅的儿子多年前就曾来到我们身边的滨州医学院就读过五年，后考取了外省高校的研究生，在外省工作几年后又调回滨州医学院任教，经同在滨州医学院任教的我大姨家的表姐介绍，与我表姐夫同事的女儿确定了恋爱关系。那年大年初二，我表姐夫那位同事设家宴感谢大媒，酒喝到晚间，我表姐夫声称还要去给二姨（我母亲）拜年，他那同事夫妇见我表姐夫已有醉意，特嘱咐准女婿陪护前往。到了我家，我父母还对我大表舅的儿子（我得称为表弟）客套了一番，彼此攀了会“老乡”关系。待我这位表弟又把我表姐夫送回家，却不知为什么，曾经见过我大表舅的表姐对我这位表弟的相貌竟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感触。经过一夜无眠后，表姐径自把我这位表弟叫到家中，一进门就问他外祖家的乡里和他父亲的名字是不是……，在我这位表弟惊诧不已地连连点头称“是”后，我表姐告诉他，对自己不要再以长辈称呼，而昨晚他所去拜年的就是他的二表姑。
　　母亲这一生跌宕艰辛，但由于外祖父生前不仅曾倾力周济乡里，还以有民族气节著称，另外他早年曾旅居苏俄，生前曾亲自安排于北大毕业的堂侄经西安去延安抗大，再加上他曾多次向乡亲们描述与当今人们看到的情形差不多的“未来前景”，因而被故乡人从内心认定为“进步人士”。母亲从新中国成立初跟从父亲随军、复员，辗转东北、河南和省内的烟台，直到来到当年的北镇。然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特殊时期，母亲因家中一部分老照片受到了一些影响。母亲的名字在那段时期也经历了莫名的变换——她从入中学时便以字行，她为自己取的字本是“默之”，但或许因为“默”字在青岛方言中的发音近乎“妹”字，到了鲁北地区之后，经常被人从发音上误写为“美”或“梅”等，对此，母亲真的长期保持了沉默和听之任之。她的名字先是经常被写为“美芝”或“美枝”，最后身份证上被登记的名字为“梅芝”，直到人生终了。
　　母亲是她那个年龄段的女性当中为数不多的既受过旧式教育，又受过新式教育，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人。从她在不经意中讲到旧时学校的往事，讲出洋泾浜英语的笑话时，能显露出她当年在学校学习很扎实。或许她这一生应该秉承外祖母当年的职业，去做一名教师。但命运却把她锤炼成了一位劳动妇女，让她做过长时间的建筑女工，为养育我们付出了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劳苦。最极限时在建筑工地连续加班做强体力劳动超20小时，甚至中暑晕倒后仅休息了不到半天就又回到工地……然而即便是在那样的状态下，母亲劳累一天回到家里，也从未耽误过为我们缝补浆洗，不仅每年都会为我们兄弟从头到脚、连单带棉缝制一套新衣新鞋，而且每逢传统节日都会坚持按家乡的传统习俗制作节令食品，在让我们日常穿着始终保持朴素大方但从不破烂邋遢的同时，也能享受过节的快乐。唐人孟郊所写“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诗句，如今的人们读来或许没有什么感觉了，但我至今仍会不时地想起，童年时夜晚一觉醒来，看到母亲仍在灯下为我们缝衣或纳鞋底……回望那生活困窘的年代，母亲为了维持我们最基本的温饱并能体体面面、不失尊严地活在人前，真的是不辞劳苦，竭尽了全力。
　　母亲生前，我曾试图问她，为什么她没在办理身份证时坚持恢复“默之”这两个字，但在我知道了她为自己取字的缘由之后，我没有再问。
　　几年前，我们在仙泉公墓为父母选择了墓地，在安葬父亲时在墓碑上也预刻了母亲的名字，考虑再三，我们没用她身份证上“梅芝”这个本不是她本名的名字，也没用“默之”这个她大半生没再用过的字，而是恢复了她“耀琳”的本名，因为父亲生前就是这样称呼她，母亲的其他至亲也这样称呼她。
　　母亲生前去墓地看过，对墓碑上刻的她的名字没表示异议。
　　母亲在进入高龄后，最担心的一件事是她会意外摔倒爬不起来、久卧病床拖累我们，而且伴随着年龄增长，这种担心日益加重，以至于每见到我们就要反复唠叨这些，久而久之被我们说成“负能量”。然而，最终她没有让这种担心成为现实，在突发脑梗后被送入医院就再也没有醒来。
　　如今，我站在父母双亲墓前，回想起父母都是匆匆发病匆匆离去，再想起母亲最后几年的那些唠叨，内心的悲恸难以名状。
　　到了这个时候，我似乎才明白，父母之恩，何止于当年对我们的养育，即便是在生命的蜡烛即将燃尽时，他们牵挂的依然是我们。此时此刻，再读孟郊的那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感觉格外剜心，更值得我们所有为儿女者，去反省，去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