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资福禅寺，又名三学寺、资福寺，位于惠民县南门大街东（今孙子故园对过）。“三学”为佛教禅语，一学用戒止恶修善，二学用定息悬澄心，三学用慧破惑道正。资福就是求福。此即所谓三学资福之意。
　　三学寺始建于金大定年间
　　据崇祯《武定州志》记载，三学寺建有资福殿、千佛殿、祖师殿、地藏殿、伽蓝殿、天王殿、转轮阁、藏经阁、禅室方丈。由此可见，三学寺当年有刹宇雄古之势、梵语宏丽之象。但根据其所占面积及佛寺建筑形制分析，这些大殿显然不是一个时期的建筑群，应是不同时期对大殿的称谓。但“资福殿”则是“三学资福禅寺”之名的来源之一。
　　元《佛祖历代通载》、明《补续高僧传》均载：金皇统年间，北印度末光闼国僧人吽哈啰悉利，携从弟三磨耶悉利等7人游历中原。他们首先来到清凉山，礼拜文殊菩萨，后游灵岩山，礼拜观音像。此后，吽哈啰悉利一行来到济南，建立文殊真容寺，留三磨耶悉利主持此寺。随后，吽哈啰悉利至棣州，建三学寺，任三学寺住持。金大定五年（1165）4月，吽哈啰悉利圆寂于三学寺。
　　据此可知，三学寺始建于金大定年间。但嘉靖《山东通志》、光绪《惠民县乡土志》均根据传说记载：三学寺藏有梁武帝墨迹及吴道子所塑观音像与转轮藏画，时代都早于金。吽哈啰悉利所建三学寺或非凭空起建，此前当已有佛教设施存在，当有所凭借、继承。迄至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十二月，67岁的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游历棣州，在三学寺参理佛事，并为三学寺题写匾额“三学资福禅寺”及“藏经牌”文。
　　三学寺布局型制
　　三学寺属佛教寺庙，非朝廷祭祀序列，缮款多由信众捐助。故迄至清光绪年间，寺庙已残破不堪，其规模与型制也只知大概。据光绪《惠民县乡土志·地理》记载：“先前有周围群墙，东西南北四禅院、山门等。寺院今残缺，惟前后两佛殿及东西两禅堂，尚有僧人主持，寺内旧有吴道子所画转轮藏画，俗僧不知珍惜，今已亡失。惟道子所装塑观音像尚存，然已破败模糊，难觅庐山真面目矣。又有赵松雪所书三学寺碑及三学寺匾额，碑已断为两截，匾已重修三次，前县主纯斋柳公将碑粘好，覆以碑楼，将匾移于东禅院覆以小亭，即名覆赵亭，古刹仙迹列惠民八景之一。”根据这些零星记载和寺院的一般布局，可对三学寺布局进行大概描述。
　　建寺之初，三学寺由主轴的三进院、三殿一阁和主轴院两侧的四个禅院组成。寺院中轴自南起，第一重门为山门，三间五架屋宇式硬山建筑。走进山门，有彩绘的四大金刚雕塑，多为全副盔甲、身高及顶、体魄伟岸的形象，故而此殿也称“金刚殿”。山门即为寺院正门。
　　穿过山门为寺院的第一进院。院中坐北朝南的殿为天王殿，即志载中的前殿。后殿屋面为五间五进大式庑殿式结构，前殿的规制应稍低一些。以此推知，此殿应为三间五架、三踩斗拱、歇山回廊式 木构建 筑 。明万 历二年（1574），官至太仆寺卿的邢侗进京赶考路过武定州，宿于三学寺，在参禅理佛时发现，赵孟頫为三学寺书写的匾额真迹放在大殿墙角处，便问寺僧此匾原置处，寺僧说过去一直悬在天王殿中央。因此可知，“三学资福禅寺”匾额悬挂在天王殿。
　　殿内迎门雕塑着笑口常开的大肚弥勒佛，意为：“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在佛教引入中国之初，一般不供弥勒佛。自宋朝后，弥勒佛开始进入佛堂，并占据寺庙的前殿位置，此后成为定制。弥勒佛左右供东、西、南、北四大天王塑像，所以称“天王殿”。此殿于1917年建大寺商场时拆除。
　　出天王殿后门为第二进院，此院坐北朝南的大殿为千佛殿，是三学寺的第一大殿。《续修惠民县志》记载：“三学寺千佛宝殿，有佛龛两座，向置三学寺千佛寺宝殿，东西（间）各一。高九尺，宽七尺，飞檐兽脊，类似四面亭。各置方孔五百，两龛贮铜佛千尊。”此殿因殿内有千尊铜佛而得名。在佛典中，寺内第一大殿一般应称“大雄宝殿”，但也有根据本寺情况起些俗名的。如，邢侗称此殿为“摩挲殿”。“摩挲”是动词，本为摩挲抚弄之意，并非禅语。此后，三学寺大殿也被俗称“摩挲殿”。在历史上，此殿也曾称：资福殿、祖师殿、地藏殿、伽蓝殿、释迦宝殿等。
　　明嘉靖《武定州志》曾记载这样一件事：明成化年间，三学寺有一僧人叫无住，自削发后即知苦练，每夜在佛堂上撒三百钱，彻夜拾取，至晨竟一枚不失。久之，心神灵悟，可知前鉴后，留有“日正峰峦山没影，月穿江海水无痕”句。后德被一方，成为知名高僧。
　　大殿坐落在近2米高的台基上，为五间五架，三踩斗拱，屋面为大式庑殿建筑，内供十八罗汉像及千尊铜佛。《惠民乡土志》载：“寺内旧有吴道子所画转轮藏画，俗僧不知珍惜，今已亡失。惟道子所装塑观音像尚存”。即清末民初，吴道子所装佛像尚存。民国初期，大殿正额还悬挂有“释迦宝殿”“七宝庄严”“千佛宝殿”三块牌匾，其中“释迦宝殿”传为南朝梁武帝墨迹。此殿在新中国成立后移作县图书馆，1975年建影剧院时拆除。
　　过千佛殿即进入第三进院。崇祯《武定州志》载有藏经阁，或曰转轮阁，此为一般寺院的标准配置，多为两层，五间三进，硬山小式结构。至清末，寺庙基本败落，占地面积缩小，已不能确定此殿的具体位置。
　　资福奇踪——赵孟頫与“三学资福禅寺”碑、匾
　　三学寺悬“三学资福禅寺”匾额，为赵孟頫真迹，又有赵孟頫所书藏经文石刻碑记一通，为难得的名人遗迹。赵孟頫碑、匾及其曲折地发现保护过程，被品题为清代惠民八景之一——资福奇踪。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晶宫道人。浙江湖州人，宋宗室。入元，荐授刑部主事，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谥号“文敏”，史称“赵文敏”。工书法，尤精正、行书和小楷，学李邕而以王羲之、王献之为宗，圆转遒丽，后世与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并称四大家之一，后世得片纸只字，奉若拱璧。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十二月，赵孟頫游历棣州，在三学寺参理佛事，并为三学寺题写匾额“三学资福禅寺”及“藏经牌”文。不幸的是，这两件艺术珍品在当时武定州知音难觅，日益破败，最终遭到弃置。
　　明万历元年（1573），赵孟頫三学寺碑、匾的命运迎来了第一次转机。这一年，明代学者、书法家，临邑人邢侗进京赶考，路过武定，拜会武定兵备道刘世赏，住在三学寺。邢侗流连三学寺，于大殿前发现了赵孟頫碑，经仔细辨识，确认“碑是文敏笔”，但“为恶手摹丹失真，又刻手不佳，愈益失真甚”，邢侗惋惜感慨良久。
　　进入大殿，“时日已西薄，又入殿礼佛，已遍礼十八罗汉。度西南壁，仿佛一大额倚墙角，闪烁有光怪。余私忆碑为文敏书，额亦应是。亟呼烛烛之，则先觌‘吴兴赵孟頫’题名数字，大于巨杯”。邢侗大惊大喜，急忙呼叫住持僧人及自己的随从，几个人将匾额搬出，在殿前台基上仔细研读。见“乃一竖额，竖可五尺，阔三之，额为‘三学资福禅寺’六字。字正书，无行笔，庄严肉好，当是真临池本色。左方上首题‘功德主扬州路总管田可宜’，亦文敏书，大可棋算许。稍下，下方数寸，即所谓吴兴题名。右方上首题为‘延祐七年十二月初一日，功德主棣州达鲁花赤管金万山’。稍下，下方数寸则为‘主持提点释道成立’。二题名俱文敏书。上书与扬州总管式相直，下则直文敏自题名。大小书刻俱不失真，都作黄金饰字，空青篏空，居然一巨丽伟观也”。
　　匾额的边框也浑厚质朴，与万历间工匠的制作特征不同。邢侗感叹：“文敏一墨本残蠧书世尚宝若珍贝，而一署书巨额，金碧荡辉，为敕赐名蓝标榜……”嘱咐主持僧找到原来位置妥为悬挂。
　　明万历十四年（1586），邢侗辞官归乡，受离任知州李继美的委托编修《武定州志》，再至武定州城，见赵孟頫所题匾额已悬挂于三学寺大殿之上，欣然作《三学寺赵文敏书额论》附于《武定州志》卷四《建置志》之后。在这篇论的最后，邢侗由此及彼、由物及人，感慨道：世上韬光养晦之人，或者敛藏光彩之物，不被人所重视、认可的，岂止这一块匾额啊！
　　邢侗的这段话，仿佛是一个预言，预示了三学寺匾额此后的命运。此后的三学寺，历经明清鼎革、世事变幻，渐渐破败。碑、匾也再次“潜踪匿迹”，渐渐不为人所知。直至280多年以后，才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清咸丰八年（1858）六月，李熙龄来任武定府知府。上任伊始，李熙龄阅读万历《武定州志》，读至邢侗《三学寺赵文敏书额论》，急切地想要见到赵孟頫的真迹。但此时三学寺业已破败不堪，早已“檐瓦摧残、围墙倾圮，不复从前旧观”了。问身边人，赵孟頫所题六字匾额早已不知所踪，李熙龄怅然若失。
　　时任惠民县知县凌寿柏也积极参与寻访赵孟頫碑、匾的踪迹。数月之后，终于访得匾额板刻残件，但“三学资福禅寺”六个字都缺失其半，李熙龄更加惋惜。又过了一个多月，得到一件匾额拓本，曾在某处堂舍悬挂，虽然旧裱破碎，所幸字迹可观。李熙龄爱不释手，精心临摹，安排匠人补刻。但旧刻木板裂开约有五分，拓本也是如此。李熙龄以木片补上裂缝，再行补刻，居然完好如初。
　　而此时，三学寺庙宇早已残破不堪，无处安放赵孟頫所题匾额。恰好李熙龄重修敬业书院完工，将匾额安放于敬业书院之内。李熙龄感叹：“前人名迹阴有鬼神呵护，断不至埋没于草野中也！”因作《修赵文敏书额论》，收入其纂修完成的咸丰《武定府志》卷三十一《艺文志·论》中。又将赵孟頫碑、匾与三学寺吴道子大士像转轮藏品题为“惠民八景”之一，曰“资福奇踪”，并亲题《资福奇踪》诗：
　　资福奇踪大笔传，吴兴姓氏悉雕镌。
　　煌煌六字洵韶劲，缺半今还幸得全。
　　赵孟頫真迹两度埋没，两度焕然，“资福奇踪”一个“奇”字名副其实。碑、匾的传奇还在继续。
　　38年以后，柳堂出任惠民县知县。读《寰宇访碑录》，知赵文敏手迹在惠民者有二，一为三学寺藏经碑文，一为三学资福禅寺匾额。光绪二十二年（1896）柳堂来任知县，阅读万历《武定州志》、咸丰《武定府志》，了解了邢侗、李熙龄寻访、保护赵孟頫真迹的事迹，心有戚戚焉。
　　柳堂是一个崇尚实干的循吏，因常年奔波于乡间、治河工地，“不暇及文雅事”。光绪二十五年（1899），惠民县“岁称中稔，三泛安澜，四境静谧”。柳堂始从繁忙的政务中抽出一点空闲来，寻得已经碎成三块的赵孟頫藏经碑，认为藏经碑虽“摹丹失真”，“文敏真笔终异俗手，不当弃置瓦砾中”。于是，命人“重为整续”，并新建“覆赵楼”，妥为保护。
　　三学寺匾额也在学宫的礼器库中寻得。柳堂命人抬到县衙，见“原板拆裂，李太守所补木片亦摇摇欲落；首尾小字为墨煤涂抹，不可辨；大字多有火烧痕”。原来，赵孟頫匾额先是被刷印匠人当作了案板，后来又搬到厨房遮挡风雨、烟尘，若不是学博陈筠轩发现、抢救及时，恐成为灶中木柴了。柳堂“亟命洗之剔之，分者合之，散者整之，损者益之，有隙者弥缝之，复于后添横木二笋以穿之，钉以贯之，胶以黏之”，然后“彩以丹漆，饰以黄金”。
　　赵孟頫题三学寺匾额焕然一新，又一次焕发了生机。鉴于学宫书院无专人看护匾额，柳堂于寺之东偏禅院建“覆赵亭”，将匾额嵌于亭中，命住持僧人“朝夕相对，世守罔替”。但柳堂也非常担心地感叹道：“夫有形之物久而必敝，况兹一木又何足恃。然邢之爱之也，不知后之继之者有李。李之成之也，不知今之承之者有柳。则自兹以往，又焉知不常有好事如余三人者，继继承承以绪厥美也耶。”
　　进入民国后，惠民经历了军阀混战、外族入侵、解放战争、黄河抢险等多次劫难与洗礼，三学寺早已不复存在，覆赵亭及由李熙龄、柳堂殚精竭虑保护的赵孟頫的藏经碑、三学寺匾额亦不知所终，只留下三学寺匾额拓片，尚能依稀述说当年的辉煌。
　　赵孟頫手书
　　“三学资福禅寺”千佛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