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郭连贻先生出生于1930年，三叔郭在贻小他九岁。在三叔两岁多的时候，我的祖父去世。既是兄长，又像父亲，抚育幼弟，成了父亲成人后不能推卸的责任。
　　三叔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从小接受了正规的新式教育，在村里读小学时，老师姓成，北平城里大学堂里毕业的。父亲那段时间住闲在家，轮到我们家给老师送饭时，他有心早早去学校里，顺便旁听一回成老师的课。他那时第一次听到了鲁迅、臧克家的名字，听到不同于过去读过的《孟子》《论语》等传统读物的新东西，这在四十年代闭塞的乡村里是很难得的。放学后，兄弟二人同路回家，一个八九岁，一个十七八岁。父亲过几天就要去周村广兴恒绸缎布庄当学徒，他已经错过了正经读书的年纪。看到三叔羸弱的身影，父亲也许从那时起，就把读书光耀门庭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了吧。
　　1957年，三叔从济南三中毕业，这时家里有寡母、幼妹和近八十岁的祖父，懂事的他打算报考烟台水产学校，想早参加工作，减轻家里的负担。父亲知道三叔成绩优异，力劝他改变主意，答应继续资助他上大学。因为父亲的极力主张，三叔最终考取了杭州大学的前身——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父亲复员回乡，带回来1200块钱安家费，虽然成了一个入不敷出的农民，但他毫不吝惜地用这笔钱继续资助三叔完成学业。三叔参加工作后，父亲也建立了家庭，而生活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尽管自己的日子过得很拮据，但父亲从不向三叔提及。
　　从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父亲和三叔虽然天各一方，但彼此关爱之情并没有随着各自建立家庭、养儿育女而淡漠。自从三叔在杭州定居后，兄弟二人见面的机会很少了。他们只能靠书信交流维系着纯真而又厚重的兄弟之情，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仅三叔写给父亲的信就有三百余封。他们谈书法，谈学问，谈大学里的轶闻趣事，谈村落里的风物人情，为三叔的学术成就快慰于心，为彼此的病痛落寞惺惺相惜，但从未因家庭琐事产生芥蒂。
　　三叔自小不善言谈，给人一种冷漠的感觉。有一年父亲从部队回家探亲，三叔从马庄完小放学后，见到父亲一声招呼也不打，径自跑到里屋去温书，好像他的兄长是上午才出门的。父亲经常提起这事，又爱又怜的表情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但三叔对父亲的恩情一辈子念念不忘，他的心是热的，他知道感恩。
　　1969年春，家里几乎断了粮，三叔得知后很难过，写信给我父亲：“今天得到母亲来信，说家乡去岁歉收，政府发给救济粮，而大哥经济拮据，无力出款购买，又不愿向我要求援助云云。读后心中恻然！”随信寄来十五元钱，嘱咐去买口粮。父亲患牙病，没钱医治。三叔又写信来：“母亲提到你没钱镶牙齿。这件事没人提，我真是忘得死死的了。这二年来，想到自己病的时候多，想到别人疾苦的时候少，这也可见我的麻木不仁了。而你又从来不对我谈起这事！你这岂不是把我当做乡里督邮，而以渊明先生自视吗？”当然，随后也把费用寄了回来。父亲装裱字画需要绫子，三叔多次从杭州买回来，一再嘱咐不要汇钱，表示“不至于连这点钱也腾挪不出”。实际上，三叔的条件也并不宽裕，他总感觉做得不够，他在给我父亲的信里表白“经济上竟不能报答你的恩情于万一，真乃平生憾事，死也不能瞑目的。”兄弟之间的这份关爱、呵护之情，真的令我们晚辈敬仰。
　　父亲和三叔有文人的胸襟和气度，有同胞兄弟血浓于水的亲情，有谈文说艺的附和默契，他们二人可称得上中华传统礼仪中兄友弟恭的楷模了。只可惜三叔英年早逝，父亲失去了兄弟、文友、知己，这对父亲的打击可想而知。
　　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四卷本的《郭在贻文集》，邹平广电中心的张明武先生去深圳出差，闲时去逛了一座号称全亚洲最大的书城。冥冥之中的缘分吧，偌大的书城里，在几十万册书中间，明武先生一眼就看到那套《郭在贻文集》。他购书后，得空去碑楼村送给我父亲。父亲拿到那套书，在手里摩挲半天，默默地翻看着，一言不发，最后摘下眼镜，转过脸去，偷偷用手揩拭眼角。自尊心很强的父亲一定觉得在年轻人面前落泪是件丢人的事，但在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心里，此时一定忆起很多往事，充满了悲伤、惋惜和欣慰的复杂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