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是封建时代臣子谥号的最高等，整个清朝，获得“文正”谥号的共有8个人，分别是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杜受田谥号“文正”，是滨州的荣耀。
　　杜受田(1787-1852),字锡之,号芝农,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九月初三出生于滨州城内杜家老宅,是独生子。其先祖杜诗,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官至江西、湖广布政使,其家族一直延续辉煌。其父亲杜堮进士出身,有兄弟8人,个个出类拔萃。杜受田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世代仕宦的世家大族中。
　　杜受田自幼跟随父亲杜堮受到良好的、传统的儒家教育。嘉庆八年(1803年),以滨州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第二名是其叔父杜圻,第三名是其叔哥杜受元,由此可见杜家家学教育的成就。嘉庆十五年(1810年)考取山东第四十四名举人,来年考取景山官学教习。
　　道光三年(1823年),杜受田参加会试,位列第一名,成为会元;殿试二甲第一名,成为传胪;朝考第五名,选庶吉士,入翰林院。道光九年(1829年),任国史馆纂修,再任总纂,来年任国史馆提调。道光十三年(1833年)七月,大考翰詹,杜受田成绩优秀,列二等第二名,当即晋升中允,八月,即外放陕甘学政,因为他的儿女亲家史谱任陕西巡抚,任职回避,改任山西学政。任职学政期间,他的职务不断变换、晋升,从右春坊右中允到左春坊左中允,道光十五年(1835年)七月,升司经局洗马,八月即奉旨回京。
　　杜受田以其品德、学识和工作能力赢得各方好评,从普通翰林到从五品司经局洗马,因此,道光皇帝为阿哥们选择师傅时,两位翰林院掌院学士皆以杜受田的名字上报。
　　在经过认真考察之后,道光特旨召他还京。由此,杜受田任日讲起居注官,正式入值上书房。道光对杜受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也给予了无限的权力,更寄予了无限的希望。
　　在上书房,杜受田升迁速度极快。他3年内4次升迁,1837年官员考核,杜受田列一等,越级升右庶子,年底再升侍讲学士。1838年,再转侍读学士,年中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年底又升为工部左侍郎,来年再兼署工部钱法堂事务。1841年,调任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执掌清朝的经济命脉。从担任户部左侍郎兼管国库,他一直负责此项工作,直到去世,成为清王朝的财政大管家。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初,升任左都御史,负责监察并继续兼管三库,又赐紫禁城骑马,年底,又升任工部尚书,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再任上书房总师傅,道光皇帝把培养皇子的重任全部交给了他。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道光皇帝病逝,咸丰即位,升杜受田太子太傅兼署吏部尚书,再充实录馆总裁。因为吏部事务繁杂,调任刑部尚书,再升协办大学士。杜受田虽然未入军机处,但是,深得咸丰皇帝倚重,以帝师身份最被信任,国家大事、重要人事更迭,咸丰皇帝必征求他的意见。
　　咸丰继位之初,大清王朝处于内外交困时期。杜受田协助咸丰重振帝国雄风,第一是革除了在鸦片战争中丧权辱国且拉帮结派的权臣穆彰阿等人,重用六阿哥等能臣;第二是广开言路,采纳曾国藩等人的建议,激活社会舆论;第三是重用汉臣和遭到打击的老臣、名臣,如为林则徐平反并重新启用,重用曾国藩、向荣、周天爵等。一时,官场沉闷、守旧的风气为之大变。
　　咸丰二年(1852年),因为黄河决口长期未堵复,江北、山东一带受灾严重,杜受田奉命与福州将军怡良实施赈务,同时,担负考察民情、查办沿途各地违法乱纪官员的重任。从咸丰六岁起,杜受田就与他朝夕相处,十多年间未曾离开过,他们名为君臣,情同父子,当杜受田辞别咸丰时,他们两人都难舍难分,抱头痛哭。杜受田冒着酷暑进行赈灾,旱路不通就走水路,他乘坐小舟,深入村庄考察民情。他举荐贤臣,责成专任,并果断截留了由江南供应京城的漕米60万石分发给了灾民。在途中感染暑疫及触及肝气病,而他从不言自己的病情,亲自与下属核定赈济章程,农历七月初八下午还与下属商讨对策,给咸丰汇报情况,第二天上午还召见地方官员,自觉将不久于人世,口授遗书,下午就病逝于江苏淮安清江浦,享年66岁,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杜受田去世的消息传到京城,咸丰十分震惊,当即失声痛哭，不仅令停朝一日,而且命将棺木运抵北京,亲临祭奠,抚棺痛哭,赠太师大学士,谥号文正,在整个清朝大臣中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咸丰三年(1853年),当杜受田的灵柩由北京运送回故乡滨州时,咸丰特派恭亲王送行,派大臣亲自护送回滨州安葬。
　　杜受田以及他的父亲杜堮,他的两个儿子杜翰、杜䎗,他的一个孙子杜庭琛,均入翰林院,俗称“父子五翰林”,在中国科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作者单位:中共滨州市委党史研究院(滨州市地方史志研究院)
　　原文采自《滨州百名历史人物》,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