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中语文课本上,有个经典篇目——刘鹗《老残游记》小说节选《绝唱》,描述了清末两个鼓书名角:黑妞、白妞。她们技艺高超,在济南府极受欢迎。
　　或许您想不到,这俩人就赶过胡集书会。书会作“媒”,黑妞还嫁给了魏氏庄园少爷魏肇祥做妾!
　　黑妞为啥愿意做“小老婆”?当地人传说——那是魏肇祥“金元宝砸出来的”。
　　这黄灿灿的“金元宝”,普通观众砸不起,也不是草根艺人可以想象的。从古至今,这些半农半艺的演员,求得是“养家糊口”,或是挣个“三瓜俩枣”,贴补家用。
　　曲艺行常说:“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正因为胡集这方热土爱听书、能买书的“君子”多,所以演员们愿意来这儿“养家糊口”。
　　“胡集书会由集市发展而来,就是一个文化产业。”山东大学教授李万鹏先生(已故)如此论断。1987年后,他曾五次来胡集书会做民俗调查,对这儿的历史、人文、经济有着系统认识,这个学术观点必然深刻。
　　那么,作为艺人养家糊口的产业,在胡集有何内在运作逻辑?从地方经济史角度看,又有何重要的启发意义?带着这些问题,咱们一起探秘被历史故事所“淹没”的曲艺经济吧!
　　清末曲艺明星收入高，甚至能实现阶层跨越
　　有关史料记载,白妞、黑妞到济南开始演出,是清光绪十年(1884年)。她们初到济南时并不出名,最初在漱玉泉附近摆摊,再至鹊华桥下的明湖居说书,并在那儿扬名立万。
　　这明湖居是鼓书前辈郭大妮所开办。这郭大妮就是滨州人!
　　郭大妮原名郭蜜香,是武定府人(惠民人)。她技艺高超,常携两妹演唱。据孙点《历下志游》:“(郭大妮)肌肤光艳,媚态横生,身无罗绮,荆钗裙布,精洁无尘染;横波甚清,莲钩尤细,曲则抑扬顿挫,奕奕有神,绚烂之余,变以平淡,觉耳目为之一清。凡座上客,罔不称赏,门前车马渐胜于前,缠头之资,积之巨万。”
　　正因为收入极高,郭大妮才在大明湖畔开办了“明湖居”。
　　当白妞、黑妞名震济南府时,魏氏庄园的少爷魏肇祥就成了书迷。当时,魏氏是鲁北名门望族,因开当铺、办盐店、建码头而暴富。魏氏庄园距离胡集书会仅3.5公里。当地老人相传,每年胡集书会,魏氏家族必然邀请书会上拔尖的艺人到家里表演,有时从元宵节唱到清明节。
　　在济南听书,别人给艺人赏钱是扔铜子,而魏肇祥扔的是元宝。听说白妞已经名花有主了,他就重点进攻黑妞。尤其到了白妞、黑妞来赶胡集书会,魏肇庆觉得机会到了,就高价聘请两人到魏家说书。一来二去,黑妞被金元宝“砸晕”了。魏肇祥“追星”成功，对黑妞十分宠爱。
　　这些故事都证明了，在清末,顶尖的曲艺人收入极高,甚至能实现阶层跨越。
　　元宵娱乐需求、村庄文化竞争是书会繁荣的原动力
　　曲艺明星能够暴富,但对于多数草根艺人来说,最大的理想就是“养家糊口”了。
　　据1934年编《惠民县志·产业卷》记载:民国初期,惠民县元宵节前后的娱乐消费有个统计表,其中用于正节说书的费用为1200元(大洋),是300多个村的总费用。当时,惠民县有1000余个自然村,也就是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村庄都雇说书的。其中,每村平均花费为4元左右。
　　那时候的一元钱就是一块银元,相当于现在人民币800元。一个银元大概可以买窝头、杂粮饼100多斤。这4元对于艺人来说,够全家吃几个月的了。
　　另一方面,300多个村子同时邀请艺人说书,说明当时至少有300多档子艺人以此谋生,这个群体少数也得近千人。他们不止在元宵节前后赶会说书,平时也常到大集上招揽生意。
　　正因此,当时的《惠民县志》将书会放到“产业志”里记载。李万鹏教授据此认为,当时的说书业已经被官府作为产业来经营了,说书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和我们现在所提的“文化产业”如出一辙。
　　当时为啥有那么多村子雇请艺人?
　　一方面,因为鼓书简易,比请大戏要便宜得多。另一方面,则因为千百年来各村庄有着强烈的文化竞争意识。尤其是相邻的村庄,甚至同一个村的街南街北,会故意邀请两档艺人“打擂台”。
　　比如,胡集镇有个大村叫成官庄,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大街,在历史上分属四个自然村,各自为政。当雇请艺人时都不甘落后,一度出现四条街四档子艺人同时表演。这被当地称为“成官庄小书会”。后来，经协商四条街轮着雇请说书的,延长表演的总体时间,让群众更过足了故事瘾。
　　当地村集体收入的变化,决定了胡集书会的兴衰
　　新中国成立后,胡集镇艺人白曰华1966年被分配到滨县造纸厂,每个月工资20块钱。按说不算低了,但他却毅然辞职,骑着自行车走街串户卖艺——那时演出一场有2块钱收入。也就是说,他当时的月收入要远高于一般工人。即便是“文革”期间,请书的传统也一直在悄悄进行,只不过从说旧书变成了新段子、新故事。20世纪80年代,白曰华连续12年被白桥村雇请说书,4天收入是120元钱,这也远高于一般工人。
　　20世纪80年代初,河北省曲艺团演员李淑珍在书会上很出彩,被胡集村邀请了去。她和搭档两人说4天5晚上,书价是330元,管吃管住。当时的大学毕业生参加工作五年时间,工资每月只有40元。也就是说,这4天5夜,李淑珍能挣普通市民七八个月的工资!
　　那时,很多村庄的集体经济势头不错,副业搞得红红火火。在书会上,一般是村大队派代表来选择、雇请艺人。这些代表压力很大,因为如果请的人水平不够,村里人就会埋怨:“那么多人由着你挑,还挑不着一个好的?!”
　　可见,在胡集,雇请艺人的主体是村庄。正因此,村集体的收入,就是决定胡集书会兴衰的关键。
　　比较胡集书会和河南马街书会,您会发现,一个特殊现象——20世纪90年代,胡集书会遭遇了最低谷,艺人和观众最少。但就是在1997年,马街书会出现了历史上曲艺人和观众人数的最高峰。
　　之所以截然不同，是因为马街书会雇请艺人的主体不是村集体,而是家庭和个体户。他们的请书不是简单为娱乐,更是为敬财神、还愿。1997年前后,正是村集体经济滑坡最严重的一个阶段,但却是个体经济燃起的时候——当时马街附近出现了很多小煤窑老板。
　　相比而言,那个阶段,胡集周围村集体下滑严重,普遍“缺钱”,很难再为村庄谋娱乐,为村庄做文化竞争的意识也就淡化了。如此一来,胡集书会必然走向一个低谷。
　　2006年,作为当时滨州的唯一,胡集书会被认定为首批国家级非遗。这个国字号不只是一种荣誉,还意味着真金白银的投入,让艺人们的演出、生活有了保障。
　　胡集书会的运作模式开始改变,逐渐形成了“群众听书、政府买单”的模式。
　　或许有读者疑问:反正年轻人不爱看,市场不景气,那政府花这钱干啥?
　　其实答案很简单:曲艺是传承千百年的手艺,不能断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同时,这也是文化多元性的支撑。再说,喊了那么多年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为什么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说一声:“经济搭个台,也让俺文化唱个戏”?!
　　▲1981年,胡集书会场景。（李建国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