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称呼南瓜为“囊瓜”，而那种跟大黄瓜体型相似的南瓜呢，则称之为“愚”囊瓜。小时候，我一直对这个称呼感到诧异，不明白母亲为何非要用一个“愚”字，加到它前面作为标注。我觉得，用“长”字进行修饰，难道不可以吗？可是，在故乡，不但母亲那样称呼它，四里八乡的父老乡亲，都那样称呼。在我那时的认知范围内，愚是等同于笨的，而“笨”是带有贬义的。因此，印象里的愚囊瓜，也就一直是个笨头笨脑的形象。后来我才知道，它还有其他很多名字，比如倭瓜，学名呢，叫蜜本南瓜。
　　记忆中，愚囊瓜在故乡是被轻视的。大片大片的良田土地，被小麦、玉米、水稻这些“正规军”牢固地霸占着，庭院的菜园，也是茄子、辣椒、豆角的地盘，就连墙根这样的边边角角，也点种了丝瓜。愚囊瓜真可谓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了，咋办呢？母亲把它栽在沟坡上。一场细密的春雨厚厚实实地把大地湿透后，母亲用小铲子在沟坡上，挖出拳头大小的土坑，把去年留存的种子扔进去，用土埋好，再踩一脚，随后拿水瓢舀水浇上，愚囊瓜的“瓜生”这就算开始了，简单而又随意。然后呢，母亲似乎把它们就遗忘了，大量繁重的劳作，把母亲压在“正规军”的阵地上，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来。
　　父老乡亲们会到农资公司买麦种、玉米种，实在没办法，就在秋收的时候，选取个体硕大的粮食粒子存下来当种子，而对于愚囊瓜，是没有这样的待遇的，它们的种子留存要看“眼缘”。愚囊瓜的栽种，也不会特意的育种。既不像稻种一样浸泡，也不会像麦种一样拌上农药。它就那样被人们抄闲带忙地种下，然后被遗忘在一个个日子里。用母亲的话说就是“愚囊瓜命硬”。我想不出命硬和轻视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猜想母亲意思，大概是说愚囊瓜的瓜蔓，举着荷叶一般的叶子，在杂草丛里昂然前进吧。要不，就是说它硬邦邦的果实。
　　愚囊瓜可是真够硬，放在小铁车上，一路颠簸也不会有什么磕碰。那是个冬日的傍晚，天太冷，太阳也慌里慌张地“下班回家”。吃过晚饭，母亲弯着腰，从牛棚里翻捡出一个锈迹斑斑的煤炉，又拿了一颗白菜和两个愚囊瓜，叉着腰犹豫了一下，又到厨房里倒腾出一堆玉米皮和玉米芯。我问啥事，母亲说，新田婶子被儿媳妇赶回老院住了，这么冷的天，连点烧柴也没有，在冷屋子里，冷冷呵呵，咋熬过这个冬天啊。于是，母亲就把这炉子和愚囊瓜给她送过去。我知道，母亲因为长年累月的劳作，患有严重的腰肌劳损，走不了远路，于是，我便推着小车和母亲一起去。母亲说，白天去被人看到不好。于是，一弯冷月下，我和母亲走在故乡的小路上，我感觉好像很久没有距离母亲那么近过了。母亲说，到了别说话，送下就回家。
　　村庄在高高的天幕下，静静地酣眠，我在新田婶子老院门口等母亲。大概过了个把小时的光景，在我感觉到夜风透过衣服的时候，母亲出来了，然后扶着我的胳膊，我们一起回家，母亲的手紧紧地抓着我，拖着脚，“欻拉欻拉”地走着。我问愚囊瓜有没有磕坏，母亲说，结实着呢。快到家门口的时候，母亲让我慢一点，嫌我步子太大，她跟得有些“巴结”。自打那天开始，我和父母，还有其他老人并行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跟在侧后方。偶然间，我发现，蹒跚学步的幼儿的家长，大多也是侧后方。
　　当秋风扫净毛白杨的黄叶，故乡的原野整洁得像刚铺开的棉被，棉被下，是新播的种子，间或有一两块棕褐色棉田夹杂其间，如同旧时衣服上的补丁。金灿灿的玉米晒在房顶上，红彤彤的辣椒挂在窗口。再次回家，母亲问我，要不要喝愚囊瓜粥。征得我的同意后，母亲弯着腰到沟坡的杂草丛里去寻找。或许是因为杂草有些高，母亲找寻的姿势，好像匍匐在地面上一样。不多时，母亲便找到一个愚囊瓜，夹在腋下回家熬粥。再过一段时间，百草枯黄后，隐藏在其中的愚囊瓜也就显现出来，小小的沟坡，能收获十多个，除了送给邻居几个，剩下的也能吃很长时间。尤其是熬粥，切上几块，甜丝丝的，难怪叫蜜本南瓜呢。
　　熬过漫长的冬天，春风再次吹醒大地的时候，愚囊瓜的瓜蔓就再次在故乡的大地上匍匐前进，它还会开花，喇叭样的花朵比巴掌还要大，黄艳艳的，寂寞且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