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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尚书高元裕
侯玉杰
高元裕(775年-850年),字景圭,唐朝渤海县人,即今滨城区人,是著名的渤海高氏族人。高元裕的祖父高彪曾任崇贤馆学士,是文学之士,属于社会名流。其父亲高集曾任太原少尹兼御史中丞,是唐朝的一名中级官员。高元裕进士科出身,封渤海县开国男,封渤海郡公。《大唐故吏部尚书赠尚书右仆射渤海高公神道碑》是高元裕的墓碑,系书法家柳公权所书,是历史名碑。
高元裕自幼聪慧,理解能力强。他身材高挑,长相俊美,博学善文,精通儒家经典,出名较早,贞元十三年(797年),高元裕二十岁出头就考取进士科,可谓少年得志。此后二十余年,他一直在低级官员的职位上积累从政经验。他曾担任过管理图书的秘书省的普通官员,后来调任地方,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荆南节度使的掌书记,属于机关秘书职务。高元裕办事稳重,后来得到节度使崔从的推荐。等到高元裕官至高位,二人更是成为好友,关系融洽。贞元末年(约804年),高元裕担任太常寺协律郎,官阶正八品,他还担任过大理寺评事兼任监察御史,再晋升监察御史、侍御史、司勋员外郎,再转任吏部员外郎等。
高元裕长期在基层任职,对于地方弊政深有感触,晋升御史之后,所提建议均为事关民生福祉和国家前途的大事。如关于地方驿站,上级长官、权贵们随意征调、使用驿马,而地方官不敢过问,相沿成习,成为地方百姓的一大负担。唐穆宗初年,有一位名叫赵归真的道士,以善于演说黄老秘术得到皇帝恩宠。赵道士恃宠而骄,征调驿站马匹归自己使用,高元裕担任御史不久,恰好在商州的路上遇到赵道士擅自使用公家的马匹,他当面严厉训斥赵道士说:“你这个大胆狂徒!天子设置驿站驿马,是为了方便国家大事，你这个鼠辈竟也拿来使用。天子律令,你凭借的是哪一条?”赵道士理亏,不敢直视高元裕,只得乖乖地让人归还驿马。从此,那些再想乱用驿马的人都害怕遇到高元裕。
唐敬宗宝历初年(约825年),当时的皇帝刚继位,太监们把持朝政,唐敬宗又贪玩不理朝政,大臣们长时间见不到皇帝上朝议政,国事堪忧。高元裕上书指出朝廷的不足,言辞动人。他说:“如今,宦官的势力大于南衙的中央各部,枢密使的势力超过宰相。这是不正常的现象。”他担任吏部员外郎时,主持官员的检查、考核、选拔等事宜,他坚持执法从严,那些奸猾之徒避之唯恐不及,他也由此得罪了一批人。他还曾与吏部主官当面发生争执,坚持正义的高元裕不肯退步,由此,未及任满便被调离。高元裕的正直也得到李宗闵等人的赞赏,他先任谏议大夫,再任中书舍人。
高元裕担任谏议大夫时,适逢朝廷多事之秋,李训、郑注等人拉帮结伙,排斥异己,所为多不法。高元裕通过仔细观察,发现他们意图不轨后,竭力制止并上书皇帝。唐文宗收到上书,也明白了李训、郑注等人欲祸乱朝廷的企图,可惜未采取积极应对措施。等到高元裕担任中书舍人时,郑注等人更加肆无忌惮把持朝政。郑注本来是一名江湖游医,靠进献方药和为皇帝治病获得信任,平步青云,成为高官。高元裕在为他起草任职命令时,按规定如实写明了他的行医经历,郑注觉得这是故意揭短,很失面子,因而对高元裕怀恨在心。李宗闵被贬官时,高元裕重情,专门出城相送,也因此得罪了一些部门权贵。在李训、郑注等人的压制下,高元裕被贬出中央机关,出京担任阆州刺史。
大和九年(835年),李训、郑注在著名的“甘露之变”政治斗争中失败被杀。高元裕重新返回京城担任谏议大夫,开成三年(838年)兼任翰林侍讲学士。唐文宗重视儒学,尊重学者,高元裕也适时发挥经典的教化作用,讲授传统文化,得到皇帝的认可和虚心采纳,由此,唐文宗选拔他再兼任太子宾客,负责对太子进行辅导。开成四年(839年),高元裕晋升御史中丞。他正色立朝,身为百官楷模,从严整顿官员纪律,一时,朝廷肃穆严谨起来。他上书皇帝说:“御史府是纲纪重地,所有人员都必须具备较高的道德品质和办事能力,对于选拔官员到此任职,必须从严把握,必须德才兼备。凡是不称职的官员,必须立即清理出御史队伍。”在他的督查下,监察御史杜宣猷、柳瑰、崔郢以及侍御史魏中庸、高弘简等因为不称职,被降级到地方府县任职。高元裕雷厉风行整顿官员风纪,得到社会正直人士的高度评价,称赞为三十年来首次正气战胜了邪气。不久,高元裕晋升为尚书右丞,会昌初年(约841年)再任京兆尹。
按照旧例,三司监院官带御史衔的人号称“外台”,可以监察风俗,检举不法行为。元和年间,李夷简借此请求这些人加上督察本道州县的职责,可是,他们越来越不称职,高元裕请求将监院御史的权利收回,归属御史台,使他们能够专门负责监督巡察职责,得到皇帝批准。
高元裕曾经查处了一起冤假错案。蓝田县人贺兰进,与同乡五十余人一起诵读佛经,被神策军将抓获,怀疑他们聚众谋逆,因而被判处死刑。高元裕看到卷宗后,发现许多疑点,怀疑其中有隐情,遂上报皇帝,请求将案件交付御史台重新审查,最后将众人无罪释放。
经过数次的转任、升迁,高元裕晋升为尚书左丞,负责吏部考核、任命官员。他洞察官员的心事,所制定的官员考核、晋升的律令、规章成为定式,一直被后人所遵循。高元裕再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宣歙观察使。他外出都是轻车简从,生活节俭,居住朴素,不尚奢华,衣服饮食均按照寒士水平要求自己。在地方上,他兴利除害,曾经上奏免除百姓数年的欠租七千八百余贯,而这些费用,他都通过地方节省结余出来。大中元年(847年),高元裕晋升刑部尚书。大中二年(848年),高元裕晋升为检校吏部尚书、襄州刺史。高元裕在军镇五年,大中五年(850年)夏天,再被召入朝廷任吏部尚书,拜授山南东道节度使,封渤海郡公,在进京任职途中病逝于南阳县驿站,享年七十六岁,追赠尚书右仆射。
高元裕平生勤俭节约,通晓经术,为官聪敏机警,高大英俊,颇有风度,受到时人的高度推崇。高元裕的哥哥高少逸,儒学功底深厚,由高元裕举荐担任翰林侍讲学士,被唐文宗采纳,有“内举不避亲”的美名,高少逸以兵部尚书退休;高元裕的儿子高璩也是进士出身,曾任剑南东川节度使,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典籍中有记载高元裕的传奇故事。大和三年(829年),高元裕任司勋员外郎,寄宿在南宫。有一天,他白日做梦,有人对他说:“十年之后,你将作襄州刺史。”醒来后,高元裕感觉梦中那仪表堂堂的男子好像就在面前。他暗自诧异,拿起笔,用隐语把这梦记在厅堂东边绿树掩映,不易被发现的柱子上。他写下:“大三寤襄刺十年”这几个字,大致意思是说,我在大和三年,梦见自己十年后做襄州刺史。到了开成三年(838年),他任御史中丞,没有做襄州刺史,于是,他就觉得自己的那个梦并不准确。后来,他出将入相,职位清规,德高望重,因为这个梦,襄州刺史这个职位在他心中越加重要。大中二年(848年),他由吏部尚书出任襄州刺史,这时,离他做梦的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他估计自己当年题写在柱子上的字早就不在了,就把自己的梦境告诉了同事。一些好奇之士就前往高元裕所说的柱子那里查看，不料想,这里经过数次维修,唯独那行字却赫然尚存。
作者单位:中共滨州市委党史研究院(滨州市地方史志研究院)
高元裕(775年-850年),字景圭,唐朝渤海县人,即今滨城区人,是著名的渤海高氏族人。高元裕的祖父高彪曾任崇贤馆学士,是文学之士,属于社会名流。其父亲高集曾任太原少尹兼御史中丞,是唐朝的一名中级官员。高元裕进士科出身,封渤海县开国男,封渤海郡公。《大唐故吏部尚书赠尚书右仆射渤海高公神道碑》是高元裕的墓碑,系书法家柳公权所书,是历史名碑。
高元裕自幼聪慧,理解能力强。他身材高挑,长相俊美,博学善文,精通儒家经典,出名较早,贞元十三年(797年),高元裕二十岁出头就考取进士科,可谓少年得志。此后二十余年,他一直在低级官员的职位上积累从政经验。他曾担任过管理图书的秘书省的普通官员,后来调任地方,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荆南节度使的掌书记,属于机关秘书职务。高元裕办事稳重,后来得到节度使崔从的推荐。等到高元裕官至高位,二人更是成为好友,关系融洽。贞元末年(约804年),高元裕担任太常寺协律郎,官阶正八品,他还担任过大理寺评事兼任监察御史,再晋升监察御史、侍御史、司勋员外郎,再转任吏部员外郎等。
高元裕长期在基层任职,对于地方弊政深有感触,晋升御史之后,所提建议均为事关民生福祉和国家前途的大事。如关于地方驿站,上级长官、权贵们随意征调、使用驿马,而地方官不敢过问,相沿成习,成为地方百姓的一大负担。唐穆宗初年,有一位名叫赵归真的道士,以善于演说黄老秘术得到皇帝恩宠。赵道士恃宠而骄,征调驿站马匹归自己使用,高元裕担任御史不久,恰好在商州的路上遇到赵道士擅自使用公家的马匹,他当面严厉训斥赵道士说:“你这个大胆狂徒!天子设置驿站驿马,是为了方便国家大事，你这个鼠辈竟也拿来使用。天子律令,你凭借的是哪一条?”赵道士理亏,不敢直视高元裕,只得乖乖地让人归还驿马。从此,那些再想乱用驿马的人都害怕遇到高元裕。
唐敬宗宝历初年(约825年),当时的皇帝刚继位,太监们把持朝政,唐敬宗又贪玩不理朝政,大臣们长时间见不到皇帝上朝议政,国事堪忧。高元裕上书指出朝廷的不足,言辞动人。他说:“如今,宦官的势力大于南衙的中央各部,枢密使的势力超过宰相。这是不正常的现象。”他担任吏部员外郎时,主持官员的检查、考核、选拔等事宜,他坚持执法从严,那些奸猾之徒避之唯恐不及,他也由此得罪了一批人。他还曾与吏部主官当面发生争执,坚持正义的高元裕不肯退步,由此,未及任满便被调离。高元裕的正直也得到李宗闵等人的赞赏,他先任谏议大夫,再任中书舍人。
高元裕担任谏议大夫时,适逢朝廷多事之秋,李训、郑注等人拉帮结伙,排斥异己,所为多不法。高元裕通过仔细观察,发现他们意图不轨后,竭力制止并上书皇帝。唐文宗收到上书,也明白了李训、郑注等人欲祸乱朝廷的企图,可惜未采取积极应对措施。等到高元裕担任中书舍人时,郑注等人更加肆无忌惮把持朝政。郑注本来是一名江湖游医,靠进献方药和为皇帝治病获得信任,平步青云,成为高官。高元裕在为他起草任职命令时,按规定如实写明了他的行医经历,郑注觉得这是故意揭短,很失面子,因而对高元裕怀恨在心。李宗闵被贬官时,高元裕重情,专门出城相送,也因此得罪了一些部门权贵。在李训、郑注等人的压制下,高元裕被贬出中央机关,出京担任阆州刺史。
大和九年(835年),李训、郑注在著名的“甘露之变”政治斗争中失败被杀。高元裕重新返回京城担任谏议大夫,开成三年(838年)兼任翰林侍讲学士。唐文宗重视儒学,尊重学者,高元裕也适时发挥经典的教化作用,讲授传统文化,得到皇帝的认可和虚心采纳,由此,唐文宗选拔他再兼任太子宾客,负责对太子进行辅导。开成四年(839年),高元裕晋升御史中丞。他正色立朝,身为百官楷模,从严整顿官员纪律,一时,朝廷肃穆严谨起来。他上书皇帝说:“御史府是纲纪重地,所有人员都必须具备较高的道德品质和办事能力,对于选拔官员到此任职,必须从严把握,必须德才兼备。凡是不称职的官员,必须立即清理出御史队伍。”在他的督查下,监察御史杜宣猷、柳瑰、崔郢以及侍御史魏中庸、高弘简等因为不称职,被降级到地方府县任职。高元裕雷厉风行整顿官员风纪,得到社会正直人士的高度评价,称赞为三十年来首次正气战胜了邪气。不久,高元裕晋升为尚书右丞,会昌初年(约841年)再任京兆尹。
按照旧例,三司监院官带御史衔的人号称“外台”,可以监察风俗,检举不法行为。元和年间,李夷简借此请求这些人加上督察本道州县的职责,可是,他们越来越不称职,高元裕请求将监院御史的权利收回,归属御史台,使他们能够专门负责监督巡察职责,得到皇帝批准。
高元裕曾经查处了一起冤假错案。蓝田县人贺兰进,与同乡五十余人一起诵读佛经,被神策军将抓获,怀疑他们聚众谋逆,因而被判处死刑。高元裕看到卷宗后,发现许多疑点,怀疑其中有隐情,遂上报皇帝,请求将案件交付御史台重新审查,最后将众人无罪释放。
经过数次的转任、升迁,高元裕晋升为尚书左丞,负责吏部考核、任命官员。他洞察官员的心事,所制定的官员考核、晋升的律令、规章成为定式,一直被后人所遵循。高元裕再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宣歙观察使。他外出都是轻车简从,生活节俭,居住朴素,不尚奢华,衣服饮食均按照寒士水平要求自己。在地方上,他兴利除害,曾经上奏免除百姓数年的欠租七千八百余贯,而这些费用,他都通过地方节省结余出来。大中元年(847年),高元裕晋升刑部尚书。大中二年(848年),高元裕晋升为检校吏部尚书、襄州刺史。高元裕在军镇五年,大中五年(850年)夏天,再被召入朝廷任吏部尚书,拜授山南东道节度使,封渤海郡公,在进京任职途中病逝于南阳县驿站,享年七十六岁,追赠尚书右仆射。
高元裕平生勤俭节约,通晓经术,为官聪敏机警,高大英俊,颇有风度,受到时人的高度推崇。高元裕的哥哥高少逸,儒学功底深厚,由高元裕举荐担任翰林侍讲学士,被唐文宗采纳,有“内举不避亲”的美名,高少逸以兵部尚书退休;高元裕的儿子高璩也是进士出身,曾任剑南东川节度使,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典籍中有记载高元裕的传奇故事。大和三年(829年),高元裕任司勋员外郎,寄宿在南宫。有一天,他白日做梦,有人对他说:“十年之后,你将作襄州刺史。”醒来后,高元裕感觉梦中那仪表堂堂的男子好像就在面前。他暗自诧异,拿起笔,用隐语把这梦记在厅堂东边绿树掩映,不易被发现的柱子上。他写下:“大三寤襄刺十年”这几个字,大致意思是说,我在大和三年,梦见自己十年后做襄州刺史。到了开成三年(838年),他任御史中丞,没有做襄州刺史,于是,他就觉得自己的那个梦并不准确。后来,他出将入相,职位清规,德高望重,因为这个梦,襄州刺史这个职位在他心中越加重要。大中二年(848年),他由吏部尚书出任襄州刺史,这时,离他做梦的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他估计自己当年题写在柱子上的字早就不在了,就把自己的梦境告诉了同事。一些好奇之士就前往高元裕所说的柱子那里查看，不料想,这里经过数次维修,唯独那行字却赫然尚存。
作者单位:中共滨州市委党史研究院(滨州市地方史志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