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玉杰
　　三、渤海区妇女解放对创新工作的启迪
　　封建时代，妇女受到压迫，有一哭二闹三上吊之说。渤海区农村有了共产党组织，一些受压迫、迫害的妇女逃离家庭参加了革命，也开辟了一条求生的新路，既解放自己也解放大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妇女们走出了围墙圈起来的小天井，走向了广阔的田野，开阔了眼界，接受了新思想，提高了自身素质，也提高了自身地位。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的解放，对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革命性的作用，对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渤海区的妇女翻身解放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在封闭落后，以文盲为主体的广大农村，让世世代代被禁锢在四合小院里的小脚妇女走出家庭，自己解放自己，参加社会活动，这是对中国数千年男权社会的革命，是巨大的社会变革，其成功的经验做法，对后人进行工作创新具有借鉴意义，值得后人好好总结。
　　第一要有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扎根人民、造福人民，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领导首先是从政策法规上，从组织上、思想上领导。早在1940年11月1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就公布实施了《人权保障条例》，1943年8月1日，《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颁布，这些法规性文件明确规定：要实现男女平等，女子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完全与男子享有同等权利，并特别予以帮助保护，禁止虐待以及侮辱妇女，提高妇女的知识和生产能力，实行一夫一妻的自由婚姻制度，禁止蓄婢纳妾、童养媳、抢寡妇、买卖婚姻、强迫婚姻等。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了实行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法律并带头贯彻执行这些规定，这是妇女解放的前提条件。最先在渤海区深入基层妇女开展工作的就是接受党的教育的先进分子，如从部队、从学校、从上级机关来的干部，这些妇女干部代表的是党的形象。渤海区最著名的妇女干部是黄河河务局副局长钱正英，她亲自驻守河堤，在被传统观点认为是女人的禁区，她的作用不可估量。党重视对本地妇女干部的培养，三八妇女节当日，《渤海日报》第二版刊发“博兴纺织模范相桂兰升任副区长，全村人们欢送她到职”，相桂兰曾为童养媳，是党把她培养成一名干部。党带领人民翻身解放，也赢得了百姓的肯定，7月18日的二版报道，齐东县“九户镇女青年团员，领导妇女下坡生产，农民称赞共产党的领导好。”同时，一些不堪压迫的女性投身革命，如参加妇联、妇救会组织甚至参军等，也成功开辟了一条自身解放的道路。
　　除去组织命令外，党的领导很重要的是通过舆论宣传把党的指示精神传达到千家万户，到每个人，其中《渤海日报》的作用尤为巨大。该报要求，批评建议要“尖锐有力”，要“加强党报的战斗性”，刊发的《区党委关于加强党报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运用党报的决定》指出，“批评自我批评是我们党改进工作，巩固团结，教育党员和干部的有力武器。在党报上公开揭发和批评自己的错误，是考验我们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有没有决心和勇气改正错误的标尺，因而正确的在报纸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决不会损害党的威信，而且只会增加群众对我们的信任。”该报认为，“渤海地区虐待妇女的现象很严重，报上反映批判很不够”。通过明确的批评报道，将党的正确主张传达到群众心中，是党报的重要手段。
　　第二要有利益引导。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利益的引导是最直接的手段，关心妇女的权利，就要从关心她们的日常生活，关心她们的吃饭穿衣，从提高她们的利益做起。7月23日第六版的《惠民房家乡基点村，是怎样贯彻夏锄的》介绍惠民龙池区房家乡基点村后娘坟村的几点经验，其中一条是“先召开全村妇女会，进行算账教育，说明妇女参加夏锄，替出男的干别的活，比纺织和做零星活都得利大，并拿麦收中，妇女参加拔麦和本村个别妇女下坡锄地所得的好处，对大家进行启发教育。”妇女们反映说：“这都是些实事，咱们好好劳动，生活才能改善。”会后，四个妇女村干部又帮助崔玉凤算了下坡账，经过算账，她自己说：“叫俺做啥也挣不了这些钱，亏了我和俺闺女去锄地才省出这八十多万元。”这件典型事迹也由此成了“村干们动员妇女下坡的好材料”。1950年4月2日第四版刊发《黄河上的妇女儿童们》介绍，女共产党员董兰香动员了十七个妇女上河工，“四天工夫，十七人共抬了一百方土，得了二百二十五斤工资粮，每人每天平均挣三斤五两多。四天以后，有的嫌累想回家，董兰香就说：‘在家里就吃一个人的粮食，咱在这干了还能带回粮食家去，里外省下多少粮食啊！’”军属安素珍“坚持着每天和男人一样抬着大筐，在一百八十米的取土距离上，一天能挖两方半土。这样一直干了十二天，挣了九十三斤工资粮。”到工程结束时，“在四个区一千五百余民工中，她被选为特等功臣，得到一张铁锨、一块毛巾的奖品。”。
　　第三要有榜样引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基层领导的带头示范作用是不可限量的。在基层，普通妇女最熟悉、最看重的就是乡级、村级干部，3月31日一版，《垦利南韩村妇女，开始下坡劳动》中，报道“新台区韩垣乡南韩村，支部检讨妇女工作后，党员分工开了各村妇女座谈会，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说明生产的意义和妇女在生产中提高自己地位的重要。村干先动员自家的妇女下坡劳动。妇女主任韩英云以身作则，开头下坡打捞地，推着车子带着耙子，八里路远的地，一天打捞了四亩地，回家推回一车子草。”“在她们影响下，已有十余个妇女下坡干活。”4月12日四版，在《先把自己老婆动员起来》的标题下，报道了匡五县神头区冲天乡指导员李祖久召开家庭会议，动员媳妇参加生产，他媳妇表态说：“我领着闺女参加劳动。”第二天便和闺女一起去浇麦子。普通百姓、妇女看到身边的干部家属都下地劳动，自然就跟着行动起来。6月15日，《渤海日报》四版强调榜样的引领作用，“在没有习惯的地区，必须培养典型做出榜样，然后推广。”“必须培养积极分子，以积极分子的劳动例子去影响广大的男女群众。”9月16日六版，在《博兴陈户区，卞家妇女生产介绍》一文中，对如何发动与领导妇女参加生产，提出“首先由党内到党外加强妇女生产教育，党员村干带头生产，男党员教育自己家庭的妇女，女党员带头积极劳动，团结群众干。”
　　第四要循序渐进。做移风易俗的工作，需要春风化雨。我们的传统农村社会是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社会秩序的维护需要法律，更需要道德的力量、需要舆论的力量，解决百姓之间的家长里短等实际问题，往往人情比法律更管用。渤海区妇联做基层妇女工作，就不是直接拿起法律的武器找媳妇，而是采用群众处理事情的方式，循序渐进地解决群众问题。首先找婆婆，谈人情，因为在农村大家庭里，婆婆是内当家的，是权威。婆婆才是妇女解放的最大阻力，婆婆的思想解放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媳妇自然而然就解放了。1949年3月8日刊发的《区党委执行“中央关于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的指示》指出：“应在群众中广泛地进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教育，打破重男轻女的观点，使其认识与尊重妇女的独立人格，但在处理这些具体问题时，除上级政府可以法令禁止买卖婚姻、溺婴及缠足等外，主要还是进行教育，说明利弊，说明法令，以逐渐建立新的风俗。至于婆婆虐待媳妇问题，应在群众政府教育批评之下进行调解，以达到家庭和睦。在婚姻问题上，也应采取这种方式处理，以获得社会人士之同情并为广大群众所能接受，而不是脱离群众的。”各级党组织都明确指出，对妇女参加劳动不能要求过高，要求过高或强迫命令，就不会真正把妇女发动起来，或只一时表面呼隆，而不久就会垮台。
　　第五要解决妇女的实际困难。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妇女参加生产和婚姻自主都有其自身需要克服和难以克服的特殊困难，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帮助其解除后顾之忧。妇女普遍身体较弱且小脚，不适合需要重体力的农业生产劳动，这是其先天条件的决定的。1947年，滨县实行土地改革，大学士杜受田家族最后的一位少奶奶是小放脚，她说过，自己的生活空间就是那几个小四合院，整天闷在家里，第一次到大街上，感觉天旋地转。如此的身体状况，是不可能从事野外体力劳动的。另外，妇女需要做衣服、做饭、带孩子，这些客观因素也逼迫着妇女必须留在家里。沧南专区总结1949年“发动妇女下坡的几点经验”指出，“要和家庭劳动如推磨、推碾、缝衣服、做饭等结合起来，不能单独的强调一方面，否则会造成家庭的不满，脱离群众。还要根据情形，分别召开公婆座谈会或通过群众大会大力宣传妇女下坡的好处，以打破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束缚，号召当父母的要动员自己的青年父母下坡劳动，教育妇女党员、干部起带头作用，男党员干部要带头动员自己家中的妇女下坡，以造成下坡劳动光荣的空气。”“及时解决穿衣、吃饭与带孩子问题，是提高妇女劳动情绪和保持长期性的基本问题。”，只有“解决了妇女下坡中的一切困难，她才能安心劳动，继续下去。”
　　1950年4月24日，在《渤海日报》终刊的前一日第四版发表了《渤海区女子入学概况及今后的开展问题》，根据渤海行署教育处1949年12月的统计，“全渤海区共有学龄儿童1081369名，占全人口的12%强。其中女儿童为513788名，已入学的女儿童为101213名，仅占女儿童的19.6%，还有412575名女儿童失学。”该文总结女生入学少的原因，一是重男轻女的封建传统习惯；二是把女儿留在家庭使用，看孩子、打杂；三是领导不够重视，有些干部不以身作则；四是许多妇女没有认识到读书的好处；五是女教师少，全区“9950处小学中，只有女教师577人。”仅从女童上学这一个侧面看，渤海区的妇女解放刚刚起步，研究渤海区妇女解放的问题也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