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翦伯赞先生写的《南明史略》(北京人民出版社戴逸主编“新编历史小丛书”,承自20世纪60年代吴晗策划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一感南明(弘光朝)之覆灭,其快其彻底,“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二感此文写于抗战后期,虽是说史,然多影射讽谏之语,实乃服务于当时政治形势、启迪社会心智、激发军民抗争勇气的佳作,是对国家民族有用有益的“谠论”。在那个时期,这类好文章很多,脍炙人口,流传至今,无出其右。三感此文引喻精当,鞭辟入里,文字尤其洗练准确。我们今天的学人,博士也好、院士也罢,治史也好、作文也罢,有如此功力的怕是很少了。能静下心来坐住看几本书,不抄袭、不欺世，老老实实原创几篇有用文章的也算难得——喝醉酒不打人就很好了。
　　《南明史略》收录了翦伯赞的两篇论文“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当然南明时期,由朱姓宗室建立的影响较大的政权,还有一个“隆武”。但最让人扼腕痛惜的,还是这个昙花一现、不过一年即覆亡的“弘光时代”,也是孔尚任《桃花扇》的背景。
　　南明起初的情形有些像东晋南宋。
　　当甲申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死难,满清乘虚而入,明朝的北方狼烟四起乱了套,但江南半壁尚为朱家所有。士民心向、鱼盐繁盛、饷需无忧不必说,以江北四镇、郑家的闽军、特别是虎踞武汉上游的左良玉父子三十六营雄师,加上围剿农民起义军即所谓“流寇”的川军等西南部队,兵力合计总在百万以上。如此厚实的一个家底,怎么就连个“划江而治”“偏安一隅”的局面都撑不出?
　　这要拜昏君、奸臣当国所赐。
　　马士英拥兵入朝做了大学士当政,第一件事就是将史可法这样的忠贞之士排挤出中央,去“督师”江北;同等重要的事情自然是将阮大铖这类阉党余孽、逆案分子网罗回朝廷。一番运作,阮大铖居然还做了兵部尚书。朝野遂议论纷纷:“秦桧在内,李纲在外!”
　　“小人道长,则君子道消”。马士英做大学士、阮大铖管兵部、史可法被撵出中枢,则一班忠诚谋国的元老重臣纷纷辞官归隐,一群无耻小人遂弹冠相庆招摇过市。其中，钱谦益唆使小妾柳如是巴结阮大铖得以起复原官的丑闻,被《南明野史》称为一绝,为士林齿冷。
　　这些人当权,除了得过且过,一心搜刮,不问别事。
　　马士英、阮大铖等卖官鬻爵,各级官职,均有定价。民谚云:“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相公只受钱,皇帝但吃酒。”
　　当清军胡马窥江、内忧外患、前线告急文书如雪片也似飞来时,这些奸贼仍是黄金白银、文恬武嬉,翠袖红裙、歌舞彻夜。马士英“犹与门下僧谈禅,斗蟋蟀,人号蟋蟀相公。”
　　问题出在权奸,根子还在上头。
　　弘光政权立的这个所谓的福王朱由崧,不只史可法当初说他的品性有“七不可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无知和专横,很多大臣还怀疑其来路就不正。
　　明朝南渡后有三大疑案,其中“伪妃”一案最为诡异。
　　福王既立为帝,有妇人童氏自称福王妃,求见而不得,竟被投入牢狱。时人便怀疑此福王并非老福王朱常洵的儿子。因李自成攻陷洛阳后,早把福王父子炖成一锅“福禄宴”,进了农民军的消化道。这个做了弘光帝的“福王”,大家就说是奸贼马士英随便找来做傀儡的。
　　这年除夕,弘光帝独坐兴宁宫中,愀然不乐。太监韩赞周问道:“宫殿新落成,皇上应当欢喜,而闷闷不乐,是思念罹国难的皇父或先帝吗?”弘光帝愣了一会儿,回答说:“梨园殊少佳者。”
　　试想父兄仇未报、家国恨待雪,全不挂心头,却发愁新建的宫殿里没有像样的戏子,这能不让人寒心痛恨进而怀疑——大明朝虽然风格有些无赖(鲁迅《致曹聚仁》: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但人家二百多年天下,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还是有些要脸要皮的爷们儿气概的。再看这小子躺平摆烂这副德性,是他老朱家的种吗?
　　清兵马蹄声已近,他却在群臣面前感叹“后宫寥落,旦新春南都无新声”,下令广选美女。由于纵欲无度,还命人替他捉蛤蟆配制春药,南京老百姓叫他“蛤蟆天子”。
　　有蛤蟆天子,才会有蟋蟀相公。
　　这样的一个军政统治集团、这样的一个用人导向、这样的一个社会风气,想要他们励志军民、秣马北指、恢复河山,岂不是“跟柳树要枣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