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阳信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初二姥娘初三姑，初四初六看丈母。”大年初二，年味正浓，走亲戚的大幕正式拉开。这一天，是我们这里“约定俗成”的外甥给姥娘姥爷拜年的日子。
　　那时我还小，正月初二早晨，天刚见亮，娘就把我们从睡梦中叫醒。我们兄弟几个揉揉睡眼，起床、洗脸、穿上过年时的新衣裳，没吃早饭，就提上娘早就准备好的除夕夜专门留出来的两碗白菜肉馅儿饺子，骑上自行车就赶往姥娘家——水落坡镇碱王村。
　　一路上，人来车往，川流不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走亲戚还没有开上小轿车，礼物也不像现在大包小包、美酒香茶。大多是骑着自行车或者步行。一辆自行车前头坐个小的，后车架上再驮个大的，车把上挂个提包，不用问，提包里肯定是两碗饺子或者两包点心。
　　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驮着小弟书锋。我二弟书祥也骑一辆自行车载着老三书德，七八里的路程，很快就到了。一进村口，我们就下车步行，见了认识的，特别是年龄大的姥爷姥娘辈的，就赶忙问“过年好”，他们也笑脸盈盈地夸我们：“嗬，都长这么大了，真懂事！”我们一进姥娘家门，喊一声：“姥娘姥爷，来给您拜年了。”姥娘和姥爷笑着迎出屋门来，问一声：“冷吗？快进屋里烤火吧！”我把车把上的提包提进屋来，放下提包，赶紧跪下给姥娘和姥爷磕头。他们也不拉，站在一旁，笑嘻嘻地说：“起来吧！”有趣的是，当时七八岁的小弟书峰，他穿着新裤子，舍不得跪，怕把新裤子弄脏了，就弯着腰撅着腚，手扶地，做了个“磕头”的姿势，逗得姥爷姥娘哈哈大笑。
　　磕头拜年完毕，我们凑到姥爷早就点好的旺旺的火盆前烤烤冻得通红的小手，暖和暖和快要冻僵的身子。此时，姥爷已经蹲在灶台前点火烧锅，开始给我们准备早饭。趁这个功夫，我们兄弟四人一起来到舅家，给舅舅和妗子拜年，然后又去姥娘本家院中，一家一家登门磕头。在村里走着，碰到不少拜年的，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一圈转下来回到姥娘家。在出门的一个小时里，姥娘已经把早饭做好了。饭菜很丰盛：刚出锅的饺子、炸得酥脆的鱼块、炖得香喷喷的鸡。我们一边吃早饭，一边陪姥娘姥爷拉呱聊天。早饭后，姥爷给我们一人包了一个红包，每个红包里是两块钱。要知道，两块钱在那个年代已经不少了。我们高兴地拿着红包，稀罕得不得了，揣进衣兜，准备开学后买铅笔买本子用。
　　天还早呢，我们四兄弟就坐在姥娘炕头上打扑克，一直玩到吃完午饭。再玩一会儿，傍晚时分，眼看太阳西下，这才准备“打道回府”。见我们要走，姥娘姥爷给我们提包里装上几块年糕，还让我们告诉娘，到初六家里没有客人就来玩一天。我们一边答应着，一边推车向外走，一出大门，跨上车子，一溜烟出了村，只剩下姥娘姥爷依依不舍地站在胡同口。
　　回家的路上，来往的人已经不像早晨那么多了。骑着自行车的成年人，在路上“左晃右晃”“拐来拐去”，红彤彤的脸，茫然的目光，看来喝酒不少。偶尔也会看到车子歪在路边，蜷缩着身子躺在路旁沟坡上打鼾的，这时，淘气的弟弟总会大喊一声：“大醉汉，别睡了，下雪了。”打鼾的人毫无反应。
　　后来，姥爷姥娘先后离世，正月初二给姥娘拜年，就成了我人生的一段难忘的美好回忆。当姥娘家我的最后一位亲人舅舅辞世之后，我猛然明白：正月初二，我再也没有理由必须在这天走进这个我曾经多年魂牵梦绕的村庄了，我与这个村庄的亲情纽带已经断掉。
　　不知不觉，姥娘姥爷已经去世多年，而我总能想起，那些年正月初二，姥娘围着灶台忙碌的瘦小身影，还有我们给姥爷磕头时他堆满笑意满是皱纹的脸，每念及此，伤感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