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耕到工厂，从农民到工人，从农村户口到城市居民，从水墨画般的水乡到高楼林立的城市，母亲的脚步从大步流星到蹒跚艰难，用一双脚丈量着人生，用并不宽厚的肩膀扛起一家人的吃穿用度。
　　一条东西走向的大江，镶嵌在一块块水稻田中。一只白鹭飞过，远山淡墨，近水如冰。不是江南，胜似江南。明镜如水的稻田，四处弥漫着草木香气。母亲化作移动的点，在稻田里点缀下一颗颗“希望”。1981年夏天某个午后，一山、一水、一亩田，母亲躬身劳作，渴求饭食。
　　“宁可水上漂，不能没（mo）了腰……秧苗间隔一轧长……”小脚姥姥在塘边哄着大姐和二姐，嘴里不停叨念着。母亲躬身挂着背篓，双脚扎进冰冷的水田里，退一步插一把秧苗、退一步插一把秧苗，直到如镜水面浑然绿野。那一刻，母亲长辫绕脖，嘴含辫尾，躬身望见水面中的自己，右手每每沉入冰冷的田水激起一片涟漪，秧苗一颤，苗根狠狠地扎入塘底，生发起希望。那时，我和三姐藏在母亲的肚子里，隔着肚皮聆听，脚步声、涟漪声、喘息声，还有汗水的滴落声，那声音后来串成镜湖水塘里欢畅的音符，在淮水的古桥旁，悠然绵长。
　　那是母亲的第一片水田。父亲从军的岁月里，它深埋着母亲、姥姥还有大姐、二姐他们所有有关生活的希望。为了这份希望，母亲劳作于此，选种、晒种、播种、插秧、缓苗，再到施肥、除虫、换水，又到收割、入库。水稻是母亲的岁岁，母亲又是水稻的岁岁。每一粒银光闪闪的稻米，都闪烁着我和姐姐们的欢乐，闪烁着母亲不被人看到的辛酸泪。
　　1983年春，母亲带着小脚姥姥、姐姐们和我，一路奔走三天三夜，以油田家属身份从河南迁徙到了山东。她丢掉了一生从未离开的生活，离开公社，成为一名农场工人。身份变了、环境变了、唯有忙碌没有变。母亲忙碌在农田的样子并不在我幼小的童年记忆中，我能记得的大多都是家里的她、身边的她、忙碌的她、剪去齐腰长发的她。
　　清晨，姥姥颠着小脚在厨房里来回穿梭，煮好了一大锅面条，母亲便吼着姐姐们穿衣洗漱，趁机塞给我第一碗面。面下压着的荷包蛋还没吃到嘴，酸溜溜的泪就已经梗在了咽喉处。我端着碗，背着姐姐们捞光碗里的面条，用筷子捻起荷包蛋送到姥姥碗里，姥姥又送到母亲碗里。母亲沉默良久，颤抖着筷子将那荷包蛋撵成了四瓣，分拨给姐姐们和我。我执意不要那最后一瓣，母亲叹息着流下泪，扛了铁锨出了门。那时母亲踩上灌溉渠的路脊的脚步匆匆，她希望能给我们更多。风掠树叶响，淹没了抽泣；水静蛙蟾鸣，催促着农忙。
　　又几年，母亲在院子里收拾出一大片空地，开始种些瓜果蔬菜，还养了鸡鸭。那时还真顽皮。母亲买来的四只鸭子，黄澄澄的绒毛，鲜红的嘴巴，走起路一拽一拽。我和三姐想象着小儿书里的鸭子游水的场景，一次次将小鸭摁进水里，直到它们喝饱了水，四仰八叉地死在水盆外。母亲回家看了心疼地说，那是她用当月仅剩的一块钱买回来的鸭仔。母亲没有埋怨，只是换了小鸡仔时加了小心地把那些小生命存在纸箱里，一早一晚仔细查看。不仅是牲畜，还有菜地。菜地从院里延伸到院外，从西红柿到丝瓜，从豆角到大白菜，从苦瓜到南瓜，那些招蜂引蝶的蔬菜，在我和姐姐们的童年里既妆点了色彩，又裹了寡淡的肚子。在我和姐姐们眼里，母亲是一位伟大的设计师。春天，母亲用双手规划了整个院落，西红柿、茄子、黄瓜、豆角，播种了种子，也洒下了希望。离近水池的地方，母亲扎下一根葡萄藤，两年的功夫便爬满了父亲搭建的凉棚。夏日里，葡萄藤蔓爬满了凉棚，绿宝石、紫宝石挂了一坠又一坠，母亲指派四个娃儿端着丰收的葡萄，挨家挨户送去品尝。凉棚之外，母亲用细竹竿搭起架子，一半洒下西红柿种子，一半拨入丝瓜种。待到夏日酷热时，藏在浓绿中的果实，犹如立壁万仞之上的红绿宝石，亟待我们采摘。西墙的浴室外，母亲搭起了鸡棚，春天孵化的小鸡到了秋冬便长成。母亲会催着放学后的大姐和二姐带着麻袋去采马苋菜。做完作业，她们便蹲在鸡窝旁剁菜喂鸡。她们常常不理解，人都吃不上好东西，为什么还要给鸡吃那么多。也幸亏那年犯了黄灾（黄鼠狼泛滥），母亲索性把成年的鸡一只只宰杀，每天为我们解馋。如今想起来，那大概是这辈子最好吃的鸡了。院子外，街道旁，母亲扎起围栏，播下白菜和萝卜种子，青青绿绿总会惹来深夜的偷菜贼。母亲并不在意，谁家还没有个断顿的光景？偷就偷吧。再后来，那些围栏边又种上了牵牛花，红的、兰的、黄的，还有紫的，将院子妆点成童话般的模样。
　　1991年，入冬前的秋天，父亲回来了。他和母亲商量着如何度过这个没有收成的冬天。“埋了那些白菜，入冬再挖出来。”在没有冰箱的时代，冻土是最好的保鲜方式。院子后的那片土地，成为父母埋藏白菜的地方。深挖三尺，阔开三丈，百颗白菜入地。大姐原本上手要帮忙的，个头还不够铁锨高，几块冻土翻出来就已经是满头大汗。父亲和母亲一人一把铁锨，在冷风中一边吐着热气，一边挖开冻土。整整两天，冻土挖完，白菜埋下去。待到风雪寒冬，母亲从中挖出白菜，切丝辣炒，或放些肉末，便是最下饭的好食材。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发现母亲身体上的改变——她的手指黢黑，指头和关节处的老茧犹如树瘤，其间又有许多深深的沟壑，透着鲜红或嫩白的血肉。冷风过处，冷水浸入，母亲总是抿着嘴。那是她忍着疼。
　　1995年夏，我们一家六口第一次住上了楼房。父亲在单位按工分选了五楼，母亲也从家属队转入了单位工厂干起了电焊。“没地哪能行？”母亲执拗地走出单位院落，远走千米开荒种地。那是一片无主之地，母亲第一次获得那种不受约束的快感。夏日里，一粒粒棉花种子落地时，母亲坐在地头笑，“真喜人啊，又是一春的希望。”母亲笑着，挑着粪桶的扁担摇晃时，依然健步。一旦离开了扁担，那蹒跚便着了她的脚步。那时，我并不知道，静脉曲张正一点点吞噬她的双腿。但不知不觉，母亲开始白发了，一丝染过一丝……
　　2007年夏，单位院落开始拆迁，几大小区合并。我们搬入更大的社区。母亲叹息又一次迁徙，又要告别自己的地。十年里，母亲的地从单一的棉花发展到丝瓜、黄瓜、西红柿等等，一切能接触的瓜果蔬菜几乎都种了个遍。那片曾经过风冒烟的白色盐碱地被母亲养得肥得流油，成了方圆几里地中长势最旺的菜地。可此时，母亲的腿更加蹒跚了，不得不借助楼梯扶手步履艰难地上下楼。
　　又十年，社区继续整顿，瓜果蔬菜不能种植。以田为生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随着姐姐们和我先后成家，父母也进入了退休养老的年纪。母亲学会了爆爆米花，在小区假山前，摆起了摊。每天下午四五点钟，爆米花的香气就会弥漫整个小区。
　　一山、一锅、一木柄，母亲每天爆爆米花，周而复始地，好似回到了年轻时的水稻田，回到曾经奋斗的青春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