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丽
　　一个冬天的傍晚，我打开了微信上李一鸣先生新散文集《在路上》推介的链接。窗外晚霞绚丽，华灯初上，万家灯火中唯我独享一刻的清闲。静默里，李一鸣先生那舒缓、深沉、富有磁性的声音在温暖空旷的房间里回荡起来。他动情地讲述：“这些年，我拉拉杂杂写了几百篇散文，不管工作如何忙累，生活多么繁杂，我还是会拿起笔，或是打开电脑手机，捕捉一个闪念、一次感动、一种悟觉。我觉得只有面对内心，让笔管与血管相接，使情感从眉头落到笔头，感念从心上流到纸上，这才感到充实。”
　　他的声音引领我回到少年时代，我和李一鸣先生是同龄人，同时上的高中，也曾走过满是坟头的玉米地，契合与共鸣让我迫不期待地买来这本书，开启了我阅读的漫漫旅程。
　　意识流和蒙太奇的写作手法
　　书的序言介绍，选入这部文集的作品，大致是“在路上”的三条线，第一条是成长线，既有他从读小学、初中、高中，到读大学、读博士的求学之路，也有从恋爱、结婚、生子，到送子上学的生活之旅；第二条是社会线，叙写曾经走过的路、遇到的人、经历的事和从中的感悟；第三条是文化线，从一处景观、一种风俗、一个事件中，发现一段历史，寻求一种价值，塑造一种精神。
　　作为回忆性散文，李一鸣先生尽力避免那种有闻必录的记忆、流水账似的写法，试图从新的角度赋予散文以新的灵魂，那就是大多采用了小说意识流的写作手法。“意识流”一词最早由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家先驱詹姆斯所创，他提出一个人意识会在某个时刻不停地变化，后来这一理论用到文学上，特别是小说的创作上，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英国作家伍尔芙的《到灯塔去》，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我和李一鸣先生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学生，从阅读到写作都深受“意识流”写作手法的影响，这一手法同样适合散文写作，在书中多篇文章中得到了印证。如第一辑《那些人》中的文章《远眺华不注》，并不像一般的旅游散文，作者回首远眺，从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华不注不吝啬的赞美，到李太白“借予一白鹿，自挟两青龙”，又从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到元好问的“华山正是碧芙蕖，湖水湖光玉不如”，浮想联翩，纵贯古今。《遇见》一文中，作者以跳跃性思维，让王懿荣与作者自己同台上镜，充分利用意识流手法，加之蒙太奇的电影镜头切换法以及人物的转变、场景的挪移，把二人求学工作的经历以及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倘若王懿荣不是自少年时代就钟情于文物，含英咀华，那么就不会有“一片甲骨，惊天地，耀今古”的“偶然”；倘若李一鸣先生仍是“内向、胆小，只管自己读书，不善与人交际”，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他以王懿荣喻自己，表明自己的志向，一样都是烟台来到京城，一样的拼搏奋斗，一样的忧国忧民。当文学作品有了动态感，画面感才引人入胜，就像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等经典诗词，无一不给人留下身临其境、置身其中的感觉。
　　“有我、主真、由自”的风格基调李一鸣先生散文的独到之处，首先是他对五四传统有意识的继承。他在《“五四”启示:散文真挚与高远的审美品格》中写到：以“君”为命，以“道”为统，是古代知识分子写作的理念，多数散文难以呈现作家丰富复杂的精神活动，及个人的力量和内心的冲突。导致主体缺失，真意遮蔽，这为散文创作设置了牢固桎梏和紧身束缚。这种状况到了五四时期获得革命性改变，人的主体性成为核心。鲁迅鲜明提出“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鉴于此，李一鸣先生在序言中写道：我推崇“有我”“主真”“由自”的散文。“有我”，是散文文体内在的特质，写作中追求“有我”，就要求散文写作要杜绝公共体验、公共语言，抒写个人性、特质性、创造性经验；“主真”，是散文的文体伦理，是长期以来散文读者和作者之间达成的一种默契。“由自”则是散文的超迈所在，意味着散文作家应秉持独立品格，通过自由内质的呈现和自在外形的创设，在心绪无拘的流淌中获取世俗意义的暂停，抵达对世界抑或内在精神结构的审视和警醒，回答有关人类的大问题。
　　这些写作理念表现在书中的第二辑《那些年》中众多写亲情的文章中，如《在路上》《串杨叶》《婚期》《产房门前》等。《在路上》一文中，“手抱着沉沉的杌子，独自走在上学的路上。那竹筐里盛着几个玉米面地瓜面混合的窝窝头和一个装着萝卜咸菜的玻璃瓶子。要知道这瓶咸菜在我心中有着怎样的分量——家里就饭用的是盐粒啊！我脖子一拱一拱、两脚小心翼翼地往前赶路，到了学校，舍不得拿出五分钱去熘干粮，咬一口硬硬的干窝头，啃一点点咸菜，喝一口开水，拉得嗓子直冒火。”和他同一时代的人何尝不知道这一经历？作为文学家，不惜将这苦难的一幕幕展示给大家，“自古雄才多磨难”，一个真的“我”，一个实实在在的“我”活脱脱地展现在眼前。再如《婚期》中，“记得在那之前的一段时间，我正经历着一次挫折，心灰意冷，生活无绪，沉浸在希望破灭之后突然的空洞中……你总在这时来抚慰我，你细嫩的手指清风般抚弄着我的头发，你白皙的面孔静静对着我的脸颊。”《岂止一个四季》文中“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这个家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外面的世界迷人而危险，外面的脚步急促而杂乱，市声扰扰，人声噪噪，而我们拥有一把自己的钥匙，就拥有了精神的巢穴。”这些文章里细致入微地叙述、款款深情地道来，他将“有我”的意念表现到了极致。
　　“八十年代情怀”是连接李一鸣先生的散文创作与五四传统的桥梁，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整个社会由封闭骤然开放的年代，一个生活急剧变化的年代，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一个有青春、有热血、有理想、有幻想、激情燃烧、热气腾腾的年代。李一鸣先生恰好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度过了大学时光，对于那个时代，他自然是充满了温情与回忆，他的这种抒写是真实的，是对生活的回忆、见证和诠释，是作者与个体历史的对话，也是与自我心灵的沟通，带着一种温暖的光亮。
　　委婉细腻的情感叙述
　　李一鸣先生是鲁北平原大地上一位高大的汉子，但他心细如丝，笔墨细腻，情思流畅，柔情似水。那些人、那些年、那些地方、那些事，这文字似乎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真正的“让笔管连着血管，让笔头连着心头”。如在《串杨叶》中写道：“串杨叶只需一根铁条做成的针，拖一条长长的粗线——大多是纺车上用旧的或从破烟杆上拉下的。”然后，他拉着年仅五岁的妹妹，光着脚丫，去串杨叶去了。在作者笔下，曾经经历的贫苦生活，在这一刻，一下焕发了美丽的色彩，妹妹“枣红的夹袄一起一落的，树上的叶儿平静地落在她身上”，这种情景让人感到格外亲切，“这时，我便抓起她（妹妹）瘦瘦而冰凉的小手，打几下我的脸”，最后“唤醒妹妹，背起她，把杨叶一串串搭在狗脖子上，向柴门走去。这时，星星已经亮起来了。”这真的是一篇温暖到让人动容的佳作。
　　《走向远山》中这样写道：“而秋月正从那丛山峦里徐徐上升，圆圆的，冷冷的，朗朗的，月光如水倾泻下来，仿佛每一块朴素的石头都泛起暗暗玉色，每棵树梢都镶上银光。山坳里似有一句两句的话语。月升到中天，天更是蓝得出奇，偶有几朵白云悄悄散步过来，又无声无息离去。”人在这样的境界里，似乎大气都不敢喘，宛如朱自清徘徊在《荷塘月色》里。
　　《野地漫步听黄昏》中这样写道，你听“狗吠，长一声短一声，此起彼伏，分外高亢明亮；而人声则更是高高低低，沸沸扬扬。一会儿似乎有大笑在那里炸开，令人想到高朋满座、好友如云、举杯豪饮、笑声如雷、其乐融融的情景。或想到红烛高照，夫妻情语切切。”像极了清林嗣环《口技》中声音，李一鸣先生对于声音比较敏感，他侧耳倾听人间疾苦，一呼一吸总关情，这世间的百态，一一收录于笔下，于是烟火味冉冉升起，从作者的心里流出，传递给读者，这就是人生的曲调、生活的本真。
　　永远向上的凛然正气
　　读罢李一鸣先生的文章，掩卷沉思，纸背里透出一种积极向上、凛然正气的精神。从开篇《忆江南过无锡》中写到一心救国、坚守气节、身陷牢狱、面对恐吓却毫无惧色的文天祥——“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非所也！”，到发现甲骨文的王懿荣在慈禧、光绪皇帝一行仓皇西逃后，决绝跳井而死——“绝不能苟且偷生”的英勇壮举，无一不昭示了作者胸怀大志、永远向上的品格。
　　毛泽东同志曾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李一鸣先生在大学时期的演讲就引用过这一句话，发出铮铮誓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人民者，我们的父老乡亲。国家的事就是我们的事，社会的事就是我们的事，老百姓的事也是我们的事，我们不管谁管，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这浩然正气充盈于胸，立于天地，让人肃然起敬。
　　诗人普希金曾说过，读书是最好的学习，追随伟大人物的思想，是最富有趣味的一门科学。从博兴到烟台，从海滨城市到首都北京，时间悄然远去，李一鸣先生仍旧忘不了“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依然在用最纯粹的笔触生动讲述着最本真的记忆，而这些足以久久地温暖每一位读者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