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这个春节过得有些特别。虽然说临近退休，但上班也是一直上到腊月二十九。儿子在气象部门工作，除夕这天值班，初一还要带班。儿媳在乡镇工作，大年初二值班。因为儿媳家在很远的外地，正月初三儿子、儿媳带着孙子去走亲戚，初七才能回来。说起来今年年假比往年还长，但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却不多。年前，置办年货的时候，爱人总是在一旁叨叨：“少买少买，超市里大年初一都不关门，啥时候用啥时候买，还都是新鲜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人们的家庭经济状况与现在不能同日而语，但那时候浓浓的年味儿至今还让我魂绕梦牵，不能释怀。我的家乡是鲁北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同广大农村一样，贫穷、闭塞是那个年代的代表性词语，但那个时候没有感觉特别苦，家家户户吃的都是棒子面窝头，就的都是虾酱和咸菜，住的都是清一色的土坯房。吃饱了肚子，剩下的就是欢乐和童趣。下午放了学，我们呼朋引伴、嬉戏打闹，游戏无非就是藏猫猫、摞个子，好像有使不完的劲、玩不够的乐。当然，最盼望的还是过年。
　　一入冬，穿上了棉袄棉裤，我就迫不及待地问母亲啥时候过年。母亲说：“你数数火柴盒里有多少根火柴，就有多少天过年。”我数呀数呀，总是数不完。我一天从火柴盒里拿出一根，看到火柴盒里的火柴越来越少，开心极了。忽然有一天，母亲对我说：“别数了，明天是腊八节，过了腊八日，就开始忙年了。”腊八这天，家家户户都要熬一锅腊八粥，谷子是自己地里种的，红枣是自家树上结的。可能条件好的再放上红糖或者江米什么的。晚上吃饭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喝腊八粥，说是喝其实是喝不动的，因为太稠了，要用筷子或者勺子才能送到嘴里。吃到一半的时候，母亲像变戏法一样端出一大盘腌制的咸蒜，酸酸的、脆脆的，好吃极了。
　　过了腊八，就是推不完的碾、磨不完的面，大概持续十多天。蒸馍馍的面粉要磨，蒸年糕的黏米要碾，就是白棒子面也要磨上两盆，还有些叫不上名字的各类豆面。就说白棒子面蒸的馒头，看起来和小麦面粉馍馍一样，可吃起来就是棒子面窝头。年后家里来了客人，端上了一大盆子热腾腾的馒头，客人和我吃的是真正的白面馒头，母亲和父亲吃的是白棒子面馒头。那时候，已经有了电磨，磨面要到十几里外的公社驻地不说，一进腊月忙起来，光挨号就得待半天以上，要是赶上停电，还得再把小麦推回来。母亲说：“冬天没有活干，家里有好几个劳力闲着也是闲着，再说省下这几块钱加工费，咱过年多称二斤肉不行吗？”就这样，每天放了学我跟哥哥姐姐们一块推磨推碾，尽管心里不大情愿，因为能多吃二斤肉也就坚持了下来。
　　腊月二十三，俗称“辞灶”，人们就不怎么干活了，就算手底下有再紧要的活计也要等年后再干。但有一件事，必须在这天完成，就是扫屋，也就是卫生大扫除。吃过早饭，一家人便忙碌起来，抬桌子的抬桌子，架橱子的架橱子，屋里所有能动的物件都要搬到院子里。父亲则毛巾包着头，戴着厚厚的口罩，扫帚绑上长长的木棍，一间屋一间屋地扫，那些灰尘、蜘蛛网都要清扫干净。用了一年的连着灶的烟囱要通一通，熏黑的灶台要泥一泥，被风刮破的窗户纸要糊一糊，刚买来的年画要一张一张地贴好，院子里的厕所也要清理干净。清扫后的房屋顿觉窗明几净，甚至感觉比过去暖和了许多。尤其是刚上墙的年画，花花绿绿，甚是好看。我家买的是《智取威虎山》的剧照，那个年代大都是这样，课外书很少，挨家挨户看年画成了我的最爱，有时一看就是大半天，也不管人家忙闲，看年画让我收获不少，写作文有了更多素材，小伙伴在一起讲故事，我知道的最多。
　　最有意思的还要数赶年集。腊月二十六，是佘家巷集，也是方圆十几里最大的集市。我跟着父亲步行来到集市上，集市上已是人山人海，佘家巷东西向的大街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点，卖菜的、卖肉的、卖糕点的应有尽有。年轻的小伙子、大姑娘们穿戴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他们来赶年集多数不是买年货，而是凑热闹，感受年节氛围的。你要是看到陌生的青年男女在某一个服装摊上试衣服，或者在供销社门市部的某一个柜台上问这问那，完了找一个稍微僻静的地方对上一两句话离开，那多半是来相亲的。那个时候找对象靠媒人介绍的不在少数。男方女方都不认识，又不太兴直接到家里相亲，媒人就在集上安排一次“偶遇”，如果有眼缘告诉媒人进行下一步，若不中意告诉媒人叫停，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那时候年龄小不懂这些，也不关心这些，我更关心的是到炮仗市买炮仗。佘家巷的炮仗市就在村西的场院里，卖炮仗的业主分布在场院的周围，卖炮仗的有当地的，也有庆云、商河等地的，他们推销很有经验，推销词都一套套的。鞭炮声、吆喝声不绝于耳，我心里早已痒痒得不行，一个劲地催促父亲快买，父亲说再等等，一会就降价，刚过了晌午，买炮仗的人渐渐少了，我们买了一袋子，果然便宜不少。
　　除夕是年味儿最浓的一天。天刚一放亮，母亲就把我们叫起来：“快起来，今天不偷懒，全年天天早。”父亲张罗着贴春联，屋门贴完了，再去院门贴。新院贴完了，老屋也要贴，过年就是要沾沾喜气。在年集上父亲买了红纸，仔细裁开后再找当民办教师的凤义叔写的春联。春联也有不用自己写、不用自己贴的，橹大伯家的春联就是当地政府发的。橹大伯的三儿子两年前参了军，听说还在部队入了党，八点钟刚过，大队干部带领几名老师和学生，敲锣打鼓来到橹大伯门前，刷浆子贴春联，记得上联是“军民团结如一人”，下联是“试看天下谁能敌”，横批是“拥军优属”。村支书喊着我的小名：“给你大伯读读慰问信。”我从小就不知羞臊，便大声地读起来“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橹大伯笑得合不拢嘴，说：“快，都家来暖和暖和，刚泡上一壶茶，是三儿从福建邮来的茶叶。”
　　除夕这天，家家笑声不断，人人喜气洋洋，像是一年的劳累和烦恼全部清零。夜幕降临，男女老少都从家里来到大街上、胡同口，观看孩子们放炮仗。炮仗放完了，便是“烧老牛”，各家各户拿来玉米秸，竖着堆在一起，点上火人们在四周围着烤，老人们说玉米秸快燃尽的时候倒向哪个方向，哪个方向来年就风调雨顺，算是对新一年五谷丰登的祈盼吧。
　　看完了放炮仗和“烧老牛”，又和小朋友们“疯”了大半个村子回到家，家里四间屋亮了三盏煤油灯，院子里还挂着一盏马蹄灯，平常屋里只有一盏煤油灯，母亲还把灯芯拨得很小，主要为了省油。火盆里的火旺旺的，屋子里暖融融的，大人们坐在炕头上拉着家常。母亲曾经讲过的一个故事我记忆犹新，今年除夕我又讲给儿子和儿媳听。我爷爷兄弟四个，我奶奶和二奶奶是同一天过的门，之所以一天娶两个媳妇就是为了节省接待亲戚的费用。有一年大旱，地里减产，过年包饺子的面不够。年三十儿晚上，曾祖母就让大家每人先吃一个玉米饼子，监督着每人都吃完才开始下饺子。那个年月太穷了，一年就盼着除夕能吃顿饺子，结果有一个饼子垫底，自然就吃不了几个饺子。
　　除夕夜也是有讲究的，母亲特别嘱咐我：“老四，今天除夕，可不能乱讲话，要光拣好听的说，知道吧。”我是家里老小，平常顽皮惯了，嘴上也没个把门的，但除夕这阵势我确实有点怵，一大捧葵花籽放在我面前，有好吃的占着嘴，我还真的守住了“底线”。邻居小六子家还真闹出了笑话。那年，小六子也就十来岁的年纪，发育得慢，看起来比同龄人矮了一头。父母都特别着急，好心人给出了个主意，年三十夜里十二点焚香，让孩子站到院子里喊一喊、许许愿，孩子长得就快了。快到十二点了，小六子母亲嘱咐小六子：“等会你到院子里，我问你长了吗，你大声说长了就行。”小六子答应着往院子里走，父亲在灶间煮水饺，可巧柴火不够了，见小六子出去，就嘱咐他抽一捆秫秸来煮饺子用。等了一会儿，母亲在屋里大声问：“小六子，你长了吗？”小六子脑子里光想着父亲等着抽秫秸，就大声回答“抽了”。我们当地方言“抽了”也有缩小了的意思。一句话惹了“大麻烦”，小六子父母互相埋怨还吵了一架，为此还沮丧了好长一段日子，但后来，小六子个头和同龄人身高都差不多，今年春节回家我听说小六子已经抱上孙子了，全家其乐融融，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