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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鸟”般的母爱
王冬良
  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和父亲以种地为生。1997年,村里掀起外出打工热潮。为让我们兄妹顺利完成学业,也为了家里能和别人家一样盖上五间砖瓦房,在一个大雾的早上,母亲瞒着我们兄妹俩,坐上了南下的火车。在广州的几年里,母亲当过保姆、做过保洁员,用辛勤的汗水攒下一分分钱供我们读书,并用自己的积蓄在2001年为家里翻盖了新房。
  母亲在外时,时常打电话告诉我们“要好好读书,只有自强才有希望。”2003年,我结束了学业,开始了职业生涯。母亲也如释重负回到家,和父亲一起早出晚归,侍弄家里的十来亩庄稼,同时为我的婚事做着准备。在外工作的日子里,我同样体会到了母亲当年离家打工的不易,尽管有热心同事的帮助、领导的关怀,但还是割舍不了对家和亲情的眷恋,深切体会到了母亲那种既想挣钱又想顾家的矛盾又无奈的心理。2008年我结婚了,虽然欠下了一些债务,但看到我成家立业,母亲还是很开心,额头的皱纹慢慢舒展开来。
  2009年夏天,我的孩子出生了,母亲便从老家赶来照看孩子。为了改善全家人的伙食、又能给我坐月子的妻子补充营养,母亲从老家带来了高压锅,经常炖一点清淡的鸡汤、排骨汤,搭配上新鲜的蔬菜。我和妻子上班后,看孩子的重任便落在了母亲身上。为了把孩子照顾好,她用铅笔在日历上记下妻子交代的“带娃注意事项”,一天喂几次奶粉、几点喂白开水……照看完大宝,又帮我们带二宝。一转眼,15年过去了。
  孩子长大后开始调皮,经常拿着玩具从客厅跑到卧室、从厨房跑到阳台。对我们而言,白天午休是件很困难的事。无奈之下,母亲只好领着孩子拿着玩具到楼下的小树林玩,等我们上班走了她再带孩子回来。有时我出门看到他们在小区过道里玩耍,心里很内疚,不知道这样做是对还是错,内心纠结着、不安着,终于盼到孩子上了幼儿园。自前三年开始,母亲利用黄河南北玉米成熟的时间差,和楼下的几个大妈相约出去捡玉米。八月底的太阳依旧很毒,她也不怕热,骑着自行车,带着一瓶温开水,直到中午才回来。我问她热不热,她说一点也不热,到了田地里,看看收割后的庄稼地,吹一吹自然风,心情会很好。我知道,母亲对土地有着很深的感情,一如对我们这些孩子。她把玉米粒一颗颗剥下,拿到阳台上晒干,在合适的时候去镇上的加工点加工,这样,我们一冬天都能喝上香甜的玉米粥。大约邹平这边的玉米收完了,黄河北岸老家的玉米也成熟了,母亲便把孩子托付给我的岳母照顾几天,宛如一只随季节变化而迁徙的候鸟,又坐车“飞”回老家与父亲秋收去了。
  待两个孩子稍大些,二宝也上了幼儿园,母亲便开始挂念起老家的姥爷姥娘。每周一坐车回老家,和父亲一起春种秋收,一定要抽空去姥爷姥娘那里坐一坐,给老人买一点喜欢吃的零食,或者送一些自家种的葱、丝瓜、南瓜。到了冬天,父亲去工地或者农场干活,她就在家给父亲做饭或者缝缝补补。周五下午再坐车回来,周六周日陪孩子,给我们做饭。每次回来,母亲都带点从村里馒头房换的馒头、面条,给孩子们买点炸鸡叉骨、火腿肠、果汁等食品和饮料。
  疫情防控常态化后,母亲每次都非常准时地做核酸,就是为了不影响来回坐车看孩子。一开始,都是我和妹妹给她打印健康码,后来为了扫场所码乘车,父亲又卖了几袋粮食给她买了一部智能手机。今年春天,因疫情原因,我和妻子驻厂一个多月,母亲负责每天给俩孩子做一日三餐,还要领着他们下楼做核酸。虽然两个孩子相差八岁,但还是会时常吵架,互不相让,母亲便来回调解、降温“灭火”。幸好邻居们互帮互助,蔬菜、鸡蛋、馒头等都有志愿者送到家门口,让我们衣食无忧。去年,母亲一次回家后无意中和父亲说起,厨房炒菜有油烟对孩子呼吸道不好,便给我们买了一台二手抽油烟机。今年春天,看到我们用了十几年的煤气灶炉头做饭不好用,又从老家给我买了新炉头。每逢超市搞活动,她都会跟着小区的阿姨们去买一些搞促销的洗衣粉、酱油、醋、粉条、鸡蛋……这些年,一直没有变过。
  “把一件简单的事重复做好就是不简单,把一件平常的事反复做好就是不平常。”这些年来,母亲和我们住在一起,跟着上学的孩子和倒班的我们一起早起晚睡,每天为我们操劳,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人,没有双休,没有节假日,甚至心里早已没有了自己,永远装的是子女、晚辈、老人、全家。
  不知不觉,母亲到了坐公交车凭老年卡不用花钱的年龄,我忽然感觉,母亲成了我这辈子最亏欠的人。每次看到母亲回老家去乘车的背影,我深深读懂了朱自清《背影》里“蹒跚”那个词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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