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与一个人的精神气质有关系吗？答案是肯定的。比如陌生、孤独、压抑而痛苦的卡夫卡的布拉格；比如朦胧的、脆弱的、充满斯拉夫感伤气息的里尔克的布拉格；比如库宾的小说《那一边》中扑朔迷离的梦中的布拉格。总之，表面上绝望无力、骨子里认真执着、隐身于秘密小径的“卡夫卡”们，与布拉格的灵魂合二为一，于焉彰显。
　　某个夜晚，在一束棕色微光里，我找到那个叫布拉格的地方，并用目光锁定了它：就是这里，在这里，每一个常客或过路人，每一个侃侃而谈者或沉默者，每一个风风火火的小商贩，每一个趾高气扬的暴发户或邋里邋遢的作家，教师和信差，男人和女人，他们聚集于此，几乎要从表面罗织着蜘蛛网的地图上飞奔而出。蜘蛛网对面的门里面，作为肉身卑微、内心动荡的一个人，我一度试图像诗人米沃什那样起草“圣歌”，献给我的大地和空茫，后来风一吹，比生命更浩大的欲望就散了，久而久之，我习惯了我的生活，自由、散漫、坐井观天而自得其乐。
　　一场秋雨过后，院子里的花草开始呈现颓败之色。在这个熙来攘往的世界上，有时候觉得自己似乎被时光抛弃了，我常常对着地上的狗尾草、小飞蓬、猪殃殃，或者卷耳、马兰、蒲公英，一看就是半天，昏昏然消磨掉一日又一日。回首半生，偶尔困惑：这片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梁邹大地，作为曾经的“齐鲁上九县”，之于我，意味着什么？
　　我写陈仲子，写刘徽，写范仲淹，写梁漱溟，我想表达的，又是什么？几年前，读《酉阳杂俎》，感觉尤异。作者段成式自言“成式以君子耻一物不知”，可见这位乡人有多负气可爱，“夫《易》象‘一车’之言，近于怪也。诗人南淇之奥，近乎戏也。固服缝掖者，肆笔之余，及怪及戏，无侵于儒。”段氏在书序中自谓该书“史为折俎，子为醯醢。”的确，《酉阳杂俎》正所谓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弥不毕载，毫无疑问是段成式个人气象之外的世界。我不认为它所展示的“骞翮远翥”是作者的主观愿望，我更倾向于认为，那些幽僻、诡谲、荒唐、骇怖之事，或许只是来自他旋涡似的呓语或某种企图。他企图用文字制造一个乌托邦，于是他讲述了那些故事。据说，批评家李敬泽《青鸟故事集》一书的写作密码，即来自《酉阳杂俎》—一只只青鸟从历史深处幽幽飞来，其轨迹、姿势和飞行意义，被一个叫李敬泽的人以三百多页的篇幅记录下来……说到底，文学是梦，人生也是。此刻，坐在窗前听初秋天气里的蝉鸣，听着听着，身体里掠过一阵微妙战栗，面对光阴故事，我只想伏案痛泣。我那不安分的灵魂依然隐匿在衰老的躯体里，在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里、在黑格尔厚重的《美学》里、在波德莱尔一句轻飘飘的话里，蠢蠢寻觅着可能的同类—“也许你我终将行踪不明，但是你该知道我曾因你而动情。”
　　寒烟，我的同乡诗人和朋友，写作对她来说，不是食物、不是礼物、不是欢愉，也不是真谛，它是生命本身，它给予青春的、给予爱情的、给予人生的那些苦，从来不是一首诗中多余的那行。她的人生常让我想起帕斯卡尔一句话：人之成为疯子竟如此不可避免，以致疯到以疯病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来证明自己没疯。
　　孙桂芹，我的另一位同乡和挚友，她的小说在我学会写作之前，已然名满齐鲁。她执著，她深爱，她一意孤行。她心甘情愿把苦难揽入怀中，包括头破血流、心肝俱碎的婚姻。她在四十七岁的年纪即与草木泥土彻底融为一体。庄稼、雨水、昆虫、飞鸟、村庄和城市，莽莽苍穹，万事万物，她为所经历的时代留言。
　　与她们相比，我的文字更多地专注于内心的、隐秘的成长，为自己阻挡着敏感体质易于发作的喧哗与骚动。我的性格缺陷和局限性显而易见。幸而上天眷顾，让我脸上长满皱纹的时光壮大了我的底气，对自身卑微的生命，我充满怜悯和感激。我已然明白，一个人的心灵史上那些繁复而华丽的纹理，唯有通过文字的照耀才能闪光，而不能被忽略和漠视的是，它们的形成缘由及成型过程，一定另有深意。
　　曾读过这样一段文字：“敬畏的人们所蒙应许的乐园，其情状是这样的：其中有水河，水质不腐；有乳河，乳味不变；有酒河，饮者称快；有蜜河，蜜质纯洁……”当我抬头望向窗外，目之所及，摩诃、白云、会仙三峰突兀峥嵘，醴泉寺、范公祠、唐李庵缀居其间，平添一份郑重。南部山水、北部平原，这片土地的地理面貌像极了一个人的大脑，我所有的思索皆发端于此，提起笔来的一瞬间，身体里六十万亿细胞皆自觉臣服于它。如此，所有的喜悦与忧戚，一半被时间埋葬，一半将被文字珍藏。至于它为我提供的盛宴上，那令我呕吐发疯的烈酒，是我个人的主动选择，对于自我设限的人生，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书桌上常年放着一本《瓦尔登湖》，梭罗写道：我本来只有耳朵，现在却有了听觉；以前只有眼睛，现在却有了视力；我只活了若干年，而现在每一刹那都生活，以前只知道学问，现在却能辨别真理。
　　梭罗感觉到的，我也感觉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