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
　　在我认识的作家中，赵雪松是独特的。这种独特性不单单指他集诗歌、散文、书法等艺术“创造”于一身的多重身份，更指的是他艺术创造中的精神特质。几年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旨在打破人文、思想、文学、艺术等边界的丛书，其中的《大地书写》是赵雪松文与书并置的一部作品集，正是从这部书中，我第一次较为全面地领略了赵雪松的散文世界，由此感受到这部分文本所显示的三个精神维度。
　　真实的和深切怀念的
　　写作不仅意味着精神的遨游或漂泊，也意味着记忆的拯救和复活。心理学家阿德勒有一句名言：“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赵雪松的童年是幸福的。《穿堂风》《露天而眠》《白花花的阳光》等篇目中，他写到了童年时代那种深沉的、优质的、甘美的睡眠。“仰卧而眠，背紧靠大地，眼睑融入茫茫星空……在那古老的睡姿里，人类曾是大地的一个细节、一根呼吸的脉管、一片梦想的田园……”“老屋的穿堂风带来漫长暑期的慵倦、冥想和温暖……那份沉睡的执着和甘美，对于长大后我的经久不息的失眠焦虑仿佛是一种预支和垫付。”童年岁月一去不返，真实的、清澈的、温暖的记忆和怀念，不仅是一种精神的遨游或漂泊，同时作为心灵成长史和灵魂修炼史，历历出现在赵雪松笔下，成为他个人“大地书写”的一部分。
　　散文写作中，怀念人物的题材也许是最为常见的，相应的，同质化现象也较多地出现在这类作品中。毋庸讳言，芸芸众生凡夫俗子，对读者缺乏先天性吸引力，读者更想看到的，是文本所呈现的独异的故事和情感。因此可以说，作者笔下人物的个性和特质、作者所选取的叙述视角以及写作者本人的认知和审美，决定着文本品质和可读性。赵雪松多次写过他的祖父，“祖父的故事是一种启蒙，要真正理解他是困难的。”“比起干旱在大地上划出的最清晰、最真实的道道伤痕，任何虚构都是羞耻的。”作者没有罗列祖父的生平，作者认为他对祖父的怀念，是对土地和粮食的怀念。土地生产粮食，粮食喂养人类，作者没有赞美祖父，文字间的冷静与平和，却比赞美更深切，更能让人体味支撑我们生命的这片土地的如如不动。
　　“每个人理应赞美一次大地”，这是作家鲍尔吉·原野说的一句话。中国的高尔泰、张承志及外国的普里什文、史怀哲等人，也表达过相似的观点。赵雪松在《怀念》一文中写道：“由于祖父的故去，或是对土地的彻底皈依、永恒的合拢，现在，土地和粮食就是我的法律，我必须像圣徒一样膜拜和歌唱它了。”读到这里，我忽然想起艾青那句著名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赵雪松也好，艾青也好，我相信他们肯定是受到了大地的人性和神性的双重启示，然后才有他们笔下那流淌着清澈、虔诚和神圣的文字，为大地带来了更多的荣誉和尊严。
　　自由的和明心见性的
　　于坚认为，散文是思维的最深刻的武器，可以引领思想进入自由写作的王国。他同时认为，散文的灵魂乃是诗歌，是诗歌古老的自由精神支持着散文。赵雪松的《大地书写》共收入七十二篇散文，其中大部分有着老聃所说的复返婴儿的品质：《二月》《春天》《荒原》《老母羊》《老井》《黄河上的月光》《站立》《远去的青草》……赵雪松首先作为一位诗人，其文辞之胜自不必说，文辞所呈现的自由品质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知识的自由，文化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合而归结为生命本然的自由。“荒原是寂静的。这种深入骨髓的寂静，在我的心上唤起了近乎神谕的敬畏。在寂静与旷远的无穷处站着，我——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我是谁？我从哪儿来？又要到哪儿去？”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从认知革命到农业革命，从农业革命到科学革命，如何认识自己，如何探讨生命的意义？包括赵雪松在《荒原》一文中发出的这种哲学三问式的思考，其实早在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存在，时至今日，无数自由之思和自由之辩，仍无法给出清晰明了的答案——事实上，这类思考所指向的，本就不是清晰明了的和唯一的，否则，人类的思考就谈不上自由。而基于现实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赵雪松“以物喜、以己悲”，以作品明心见性，仍葆有灵魂拷问的勇气和力量，殊为难得。
　　居住在黄河边，诗人赵雪松以“黄河”为题的作品不在少数，他以散文形式叙写的黄河，则更加浩荡无际。在他涉及黄河的散文篇目里，《黄河上的月光》简约中见深意，是我反复读过的一篇。“从宽阔的黑黢黢的河道里升起来——月亮，硕大而孤绝，刻在深蓝的天幕上，像一声积郁太久的旷世的叫喊——黄河，就从这声叫喊里流淌出来……”在这里，月光下的黄河，就是一团纯洁无瑕的充沛元气，犹如婴儿投向世间的笑脸。
　　有人说，自然天成、朴素和真实才是散文的最高境界。我并不完全认同这一观点，我认同的是写作中的返璞归真、无迹可寻——通过“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达到“看山还是山”的境界。当然，达此境界需要诸多学识的滋养，需要种种生活况味的体察，需要对人性进行探索以及紧随其后的深入而持久的思考，否则，就是空谈。
　　沉默的和充满隐喻的
　　每一篇优秀的散文，往往都有一个显在的或隐晦的思想或内核，这是散文的第一要义，其次是叙事和修辞上的功夫。黄灿然在其长篇诗论《曼德尔施塔姆：关于但丁的谈话》中写道：“有时候但丁可以把一种现象描写得不着丝毫迹痕。为了达到这点，他使用一种我想称之为赫拉克利特式隐喻的技巧……”使用隐喻技巧，大概是诗人们共有的拿手好戏，赵雪松也不例外。他的《柏林禅寺》《动物》《风声》等散文篇目，让我充分感受到了来自这种修辞的力量。
　　许多年前我拿起笔来，试着表达我的内心——眼睛所见和生命所遇，就像一头小马驹在那马灯和草料的气息里降生，颤抖着站起来，在大地上试着迈动脚步。我从泥泞之秋或是纸屑和尘埃飞来荡去的冬季走回我的住处，沿着空寂残破的街道一直向北走。我感到这里似乎没有人来过或是早已撤走了一样，凄凉是无限的。天空没有雨水，铺满了铁青的云和混沌，沿着街道向北一直铺到天边。
　　马灯、草料、小马驹，纸屑、尘埃、铁青的云和混沌，它们分别代表什么、作者想表达的又是什么？
　　柏拉图有个关于洞穴的隐喻：第一，人自出生开始就被捆绑了手脚囚禁于“洞穴”内；第二，对于人来说，实际上拥有“洞内”与“洞外”两个不同的世界，即可见的现象世界和可知的理念世界。可惜，人的浅薄和糟糕之处就在于，他只相信“可见的现象世界”，而懒于探求“可知的理念世界”。赵雪松在《底色》中继续写道：“房子，木头电线杆（记忆中没有树），站立在嗖嗖的由北向南不停地吹着的风中。风吹得那样执拗。电线上发出旋动的阵阵哀鸣，有一种周身寒彻的美打在我的心上，以至于培养了我的心灵长久难眠的旋律感，并成为我感知一切旋律的基础。”
　　探求“可知的理念世界”，需要那种将嗖嗖的北风视为“寒彻周身的美”的感知力，它是“感知一切旋律的基础”。只有打好这个基础，才会获得走出“洞穴”的力量。遗憾的是，现实世界里，冥顽不化的“洞穴囚徒”比比皆是，他们压根就不相信还有一个“洞外”世界，假如有人试图将他们从“洞中”解放出来，他们反而会合起伙来杀死这个人——当下现实中，此类事例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对此，除了沉默，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当然，沉默的理由各各不同，比如动物的沉默。赵雪松认为，动物与人一样也有自己的内心，甚至动物的内心有着人所不能比拟的浩繁和隐秘，可是，动物不说话，它们“更多的是靠一些动作，一些眼神，一次次无限丰富而简单的鸣叫，一次次没有消息的离去或永不离开半步的厮守，来表达它们的愿望和命运。”动物、街道、荒原、老井、白花花的阳光，作为某种精神性隐喻，在赵雪松笔下沉默着，但他知道它们都是活着的，他像写人一样写下了它们。“那起自大地的风声，从北方旷野上吹来，穿过天井里的老榆树树梢，穿过土坯墙和屋顶上的枯草，带来冬天的寒冷，并把它细细地送到我的属于春天的梦境中。”恰如《周易·说卦传》中所谓“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那种来自万物的内在之声，由赵雪松代言，替它们作了表达。
　　一切的文学表达，都是基于现实对现实的理解，无论作者选择哪种方式，真正有价值的、起到“支撑”作用的，永远是文字背后的真情和真诚。独具只眼如赵雪松者，其散文中所具有的与其诗歌中同样的真情和真诚，使我如此这般近距离地触摸到了一种近乎崇高的写作经验。什么样的作品值得阅读和思考，什么样的写作者值得关注和热爱，这个近乎灵魂拷问的问题，我认为《大地书写》最后一段文字，或可作为一种解答：“真正的书将会是这样：封面，开始的人。正文，成长的人。封底，读不完的人。作者，人。读者，人。将书翻开，仍然是‘人’字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