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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年
□孙艳玲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循着那稚嫩的童声,缓缓走进古老而陈旧的街巷,走进那遥远的儿时的故乡。
  一进腊月,故乡大街小巷的空气里,便开始弥漫着年的味道。胡同儿口,下乡的买卖人此起彼伏吆喝叫卖声多了起来,“换针换线哎!红头绳!”老货郎推着他那年久失修的木推车“吱吱呦呦”地走街串巷,身后跟着一群淘气的孩子,眼馋他玻璃盖子底下晶莹剔透的橘子瓣儿糖。
  母亲每年都拿出点“家当”让我们去换糖。还记得有一年,母亲破天荒在东北屋的箱底下,搜刮出两双旧鞋一个破褂子,竟换了十块糖。她捧着糖让姐姐拿了三块,又让我拿了三块,余下的四块都给了妹妹。姐姐舍不得吃,留到最后还是分给我和妹妹。我把一瓣儿糖轻轻放进嘴里,细细品味,那酸甜的味道很快唤醒舌尖儿上的味蕾,久久地闭上眼睛享受它持久地留在唇齿间香甜的滋味。
  鲁北平原老百姓的堂屋里都盘着大锅灶台,灶台连着大土炕。腊月里,家家户户开始一锅一锅地蒸馍馍、蒸包子、蒸年糕、蒸花卷。村子上空炊烟袅袅,院落里飘散着热气腾腾大锅蒸馍馍的香味。这时的炕头也被烧得热烘烘的。那个时候的我还小,揉卷子蒸馍馍、剁馅蒸包子这些活儿便落在了母亲和姐姐头上。母亲把炕沿儿扫干净,姐姐搬来大面板,平放在炕沿儿上,用笤帚疙瘩把面板另一侧垫平整,就可以稳稳当当地在上面揉面团儿擀面皮儿了。她们往往一边干活儿一边拉家常,母亲三句话不离本行:谁家的闺女刚相了亲;谁家的小子快“换手绢儿”了……情窦初开的姐姐羞涩地低头揉面团儿,冬日的暖阳透过炕南头的窗格子,照得姐姐的脸儿通红,像极了北墙上那幅年画里盛开的牡丹花。
  母亲把蒸好的卷子、馍馍、年糕、大包子等干粮晾透,整整齐齐地摆在南墙根底下的大瓮里,盖上笼布、盖垫,再压上块大石头,足够吃到正月十五了。蒸完干粮,说着就到腊月二十三了。这一天是小年,也是镇上最大的集市——纯化大集。虽说腊月二十八还有个集,但乡亲们大多都选择二十三集来置办年货。天刚蒙蒙亮,父亲就套上牛车载着全家人出发了。一路上父亲抄在棉袄袖筒里的手,时不时伸出来扬起鞭子吆喝着慢悠悠的老黄牛,又回过头来与母亲商量要割几斤猪肉、买几斤大葱、打几两灯油……老话说“难过的日子,好过的年”,来到年关,土里刨食的庄稼人总想着尽量满足孩子们的心愿,让孩子们高高兴兴过个年,又要考虑明年开春儿的生产投资,怎能不精打细算?孩子们哪懂父母的愁与忧,只顾你一言我一语地打打闹闹,不知不觉来到了五里地以外的大集上。
  站在大集北首门市部高高的地基上放眼向南望去,只见摩肩接踵的人们像潮水在大街北首与南首之间涌动着,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父亲卸了牛车,把地排车往树下一靠,大黄牛暂时拴到我姑姥家。安顿好一切,一家人也涌进了人流。买年画是我和姐姐的任务。我紧紧地攥着母亲给的六毛钱,好不容易挤到卖年画的摊位前,母亲喜欢的大胖娃娃抱金鱼“莲年有余”一毛,父亲喜欢的连环画“狸猫换太子”两毛,“仙女散花”和“四季牡丹图”共两毛,剩下的一毛钱,姐姐嘱咐我装进裤兜里。我们小心翼翼地卷好画子,姐姐揣到怀里两张,我揣到怀里两张,生怕拥挤的人流挤坏了这寓意美好幸福的新年画卷。
  赶完年集,瞅个天气晴朗又暖和的日子,全家人开始大扫除。我们一起把堂屋里能挪动的东西都搬到天井里,父亲系上母亲平日里的包头(冬天妇女包在头上的方形围巾),举着大扫帚,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扫屋”。脱落的土墙皮、陈旧的破年画随着腾起来的灰尘混着烟熏火燎的味道一起落下。等到“尘埃落定”,我和姐姐负责把屋里的垃圾尘土扫成堆儿,一簸箕一簸箕地运到南湾边。扫屋这一天,中午是吃不上热饭的,一家人凑合啃上几口凉干粮,趁着下午的阳光,再把物件规整到位,贴上新年画,这才算完工。
  在零零星星的鞭炮声中,终于来到大年三十。父亲早早把水缸挑满,母亲煮完肉,准备炸年货。“咕哒咕哒”的风箱声伴着“滋啦滋啦”的油炸声,听着忙碌又喜庆。记得那年,我家棉花大丰收,父亲托人卖了个好价钱。扣除春耕的肥料钱和我和妹妹的学费,父母手里还有闲钱。那年的炸年货特别丰盛,金灿灿、香喷喷的,盛满了大瓷盆。炸藕合、炸豆腐丸子、炸糊涂鸡都是父亲拿手的技艺,既好看,又好吃,现在想想,依然会让人“馋涎三尺”。街坊邻居们几乎都在腊月二十八九、最晚三十上午炸年货,大街小巷年味儿愈加浓郁。
  除夕下午,父母剁馅、和面,准备包年除夕晚上的饺子,我们姊妹仨儿熬浆糊贴春联。姐姐爬上高脚杌子把门框擦得干干净净,一把大炊帚蘸了面浆子扫在大门框上,正正当当地把春联贴上。浓浓的墨香在喜庆的大红色中氤氲出几分暖意,为那个清贫的农家小院儿增添了一抹亮色。
  在密集紧凑的鞭炮声中,我们吃完了除夕饺子。借着锅台上忽明忽暗的灯影,我们和母亲接下来要准备大年初一的饺子了。我一边揉面团儿,一边伸长耳朵倾听父亲和几个大爷大叔们谈今年的收成、来年开春儿的生产。借着灯光儿,我偶尔抬头瞥见高悬在大方桌上方隆重肃穆的“家堂”(族谱),心想,先人们真的被父亲从西南门请回家和我们一起过年吗?他们能闻到大方桌上的大方肉的香味吗?
  大年初一,天还没亮,村子里的爆竹声就此起彼伏,响个不停。母亲早早起床填锅烧水、下饺子,父亲忙着在天井里放鞭炮。村里有男孩儿人家,男孩儿抢着放鞭炮。我们没有兄弟,闺女们又都不愿也不敢放鞭放炮,父亲只好亲自出马。后来我看出父亲一到过年放鞭时的落寞,就硬着头皮主动请缨“以后我放鞭”,虽然每次都是一只手捂着耳朵,扯着架子躲闪几次才能点燃那根细小的鞭芯子,听着“噼里啪啦”一阵急促的鞭炮声,看到父亲满足的笑容,我惶恐的心也平静了许多。
  父亲在村里辈份大,再加上“请家堂”,前来拜年的人络绎不绝。“叔,婶子过年好!给您磕头了!”“爷爷奶奶过年好!”一帮又一帮的后生、小媳妇们涌进来屋里磕头问好。父亲母亲笑呵呵地相迎:“免了,免了,来了就是头啊!”我和姐姐忙着沏茶倒水、分糖果。年轻的磕了头、拜了年,又拥簇着去下一家;年长的老人拜了“家堂”,会坐下来喝上两碗茶,和父亲母亲聊上几句家常话再离开,这是民俗,更是乡情。
  岁月催人老,父亲已离开我们三年之久。如今,细数儿时与家人一起过年的时光,竟只剩下回忆。一放假,我就把母亲接到我家小住。只要天气好,就带她下楼晒晒太阳转转小公园。母亲望着周围优美的居民小区不停地赞叹:“你们赶上了好时代。不愁吃不愁穿,幸福生活比蜜甜。”是啊,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不再为柴米油盐发愁,但对过大年的那份期盼,就像那颗橘子瓣儿糖散发着别样的清香一样,化作缕缕乡愁,随着岁月历久弥香。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恍惚间,耳畔又响起那熟悉的童谣,眼前一群身着新年衣裳的孩子们正穿过狭窄的小胡同儿,绕过挂满阳光的土院墙,唱着、跳着、笑着消失在光阴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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